倾听 我用写作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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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01-01 00:00
来源:杭州日报 作者:口述 陈慧明 整理
胶皮轱辘大车驮着我们往北走出几十里,到了白脑包公社最穷的“明星七队”,一家人落了户。 我属虎,生在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我妈说龙虎相斗必有一伤,我命里注定要自己克自己。她的话马上被印证,当天晚上我的鼻子就被老鼠咬破了,我妈直叹气,唉,没见过耗子咬人鼻子的,这孩子指定是“妨主”,克亲人。 我妈的嘴真毒,全让她说中了。我两岁就没了亲爸,42岁没了婚姻,52岁没了三儿,人生的三大不幸全让我摊上了。 我的亲爸解放前在国民党中统做过事,1951年被判无期徒刑,那年我虚岁两岁。我妈又往前走了一步,给我找了一个继父,姓陈,在天津搪瓷厂当工人。 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闹饥荒,响应国家号召,继父领着我们去了内蒙古临河县(巴彦淖尔)支边。 我12岁,两个弟弟一个6岁,一个9岁,正是会吃不会干的年龄。我妈烫着发,穿着皮鞋,打着阳伞,细皮嫩肉,一看就是个吃闲饭的人。我们去了好几个生产队,人家瞅眉剜眼地看我们,谁也不愿要。 那辆胶皮轱辘大车驮着我们一直往北走出几十里,到了白脑包公社的“明星七队”。那个生产队是全公社最穷的,年年倒分红。队长说,反正本来就穷,多张嘴少张嘴都一样,让我们落了户。 我妈是个享过福的人,没干过农活,下地锄麦不止一次把麦苗锄了把草留着,队长不待见,不准她再下地“搞破坏”了。继父一个人的工分养我们全家。 次年春天,家里断顿了,去队里借粮,生产队的粮仓比我家的米缸还干净。我妈把她娘家陪嫁的一枚戒指和一个深绿色的翡翠手镯,还有我脖子上的那块白玉锁变卖了,度过了春荒。 又是一年春荒到,家里没有东西可卖了,全家5个人对着一口空铁锅。我妈面口袋一提,领着我的两个弟弟出去要饭。 河套人真是厚道,妈和弟弟到了谁家,但凡能揭开锅的都能给个一碗半碗的。要过的人家当然就不能再登门了,再去就会讨人嫌,所以妈和弟弟只能越走越远,有时来回要走四五十里路。两个弟弟天天跟着我妈要饭,就算吃胖了也跑瘦了。 继父有门理发的手艺,收工回来以后,举着推子挨门挨户地问:你们家有谁要剃头吗?推个头,也能得一碗半碗白面。 妈和弟弟连续要了两年饭。可能是挨饿挨的,直到现在,看见一粒米掉地上,我心里就发慌。 艺术学校招生,我认定自己能被录取,就想退婚,我妈说咱吃了人家那么些粮,退婚咋对得起人? 我读到初二,再也念不起书了,我妈只得听媒人的话,给我找婆家,其实就是找个吃饭的地儿。 婆家离我们家50里开外。媒人领着我去相亲,进了院门,一个年轻人很礼貌地站起来跟我们打招呼,倒茶水,我知道那就是我的男人了。见他穿着一件手工缝制的白市布中式对襟褂袄,我马上想到了《卖炭翁》中的两句: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媒人问我愿不愿意嫁,我愣着不说话。媒人趴在我的耳旁悄着声说:你家可是吃了他们不少粮食呢,要是不答应,你妈还得去要饭。我一听,赶紧点头说愿意。 有了婆家,妈和弟弟不用要饭了,我的四季衣服有着落了,学费也有人交了。可我心里老大的不愿意,觉得自己活在别人手里了。 初三的下学期,内蒙古艺术学校招生,我报了名,考音、美、作文和算术,这些都是我的强项。我认定自己能被录取,就想着退婚,我妈说咱吃了人家那么些粮,要是退婚咋对得起人? 命中八尺,难求一丈。艺术学校我考是考上了,可还没等下录取通知书,“文革”就来了。“文革”一来,学也上不成了,我只能回村劳动。 1969年农历正月二十六,婆家来了一辆骡子车娶我过门,我穿得像个大红气球,被人扶着上了车。我心里还想着艺术学校,委屈得不行,一路哭到婆家。那年我19岁。 婆家的成分是地主,公公因为忍受不了挨斗的皮肉和精神之苦,一根绳把自己挂到村外的一棵树上了。唉,自己的出身黑,又找了个比自己更黑的婆家,真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我公公自寻无常这件事,给家人精神上带来的打击不小,特别是婆婆和我男人,性情大变。婆婆成天少言寡语,不骂人不开口。她心情好的时候,坐炕上扯着嗓子唱山曲儿:“骑马呀,骑在了羊身上,吃米呀,吃成了个三糟糠……”心情不好的时候,对我断不了横挑鼻子竖挑眼。 我男人也不再是那个有礼有节的“白衫儿”了,他从一头羊变成了狼,脾气大涨,一喝就醉,一醉就打人,我没少挨他的醉拳。 怎么想我都不甘心。练书画用纸铺张,还是写文章现实一些,香烟壳、报纸边、旧作业本儿都能下笔。 结婚以后我连着三年小产,都是在怀胎几个月的时候孩子就流了。婆婆主持着,让我抱养了一个孩子作为“拦墙墙”,意寓把以后怀的孩子都拦住别丢了。 抱养的那个孩子就是大儿子永舰。永舰果然不负众望,真的拦住了后来的老二永舫和老三永舢,兄弟仨没病没灾的,都健健康康地活下来了。 跟婆婆相处了两年零八个月,我就搬出去,自己支着门头过日子了。没有房子,借住在生产队的羊房里。 在羊房住的那段日子,我跟丈夫打穷架的次数最多,弄得家里吉神不安灶神不宁。其实所谓打架,只是他打我,而且他打人从来不知道收着劲儿。想想那些日子,我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前年我到乡下顺便去看了一下我们住了7年的羊房,墙上还贴着当年我撰写的书法:足下危冰碎,背后无阳光。这两句话,很能说明我当时的心境。 好在拨乱反正,婆家娘家的黑帽子全摘干净了。 1980年分田单干,我的孩子们也大了,不再拽我的襟占我的怀,我能腾出心思来想点别的了。 怎么想我都不甘心。我从小就爱写写画画,当年穷得过不下去的时候,我给乡邻画过棺材,就是在棺材上作画,多少也能挣点钱,只是这种机会太可遇不可求了。初中二年级,我们班演出的独幕话剧《二百块土坯》是我的原创。结婚以后,我经常帮着村邻写春联、画绣品,乡邻们都说我巧。 我想把画画和书法再捡起来,可是练书画用纸铺张,也占地方,就我们家那两盘炕和几亩盐碱地,养活不了阳春白雪。还是写文章现实一些,用纸好对付,香烟壳、报纸边、旧作业本儿都能下笔,也不占地儿,趴炕沿上就能写。 处女作《乡恋》发表。我写的文字基本上百投百中。写文章,让我的精神顶着乌云从泥里站起来了。 我没打算做抽屉文人,而是相当地急功近利,文章还没写成就想着投稿成功。 第一次去临河投稿,下车以后我就害怕了,满大街西装革履眼镜公文包,看看谁都比我有文化。我心一横,管他呢,能种葫芦还画不了瓢?我壮着胆子找到市文联,把文稿往收发室一扔。 我的处女作散文《乡恋》在《花地月刊》上发表了。陆陆续续,我又写了不少文字,基本上百投百中。写文章,让我的精神顶着乌云从泥里站起来了。 生活和精神松快了,丈夫的性情渐好,他从狼变回了羊,对我和孩子温存了许多。他在外面做木匠,我和他多有书信来往,我们各自把自己的处境和心情都写在纸上寄给对方,写什么都觉着有意义。 我和丈夫天生就是一对刺猬,不在一起的时候想,在一起的时候互相扎。他在外头做工,我和孩子抠心挖胆地盼着他回来。他一回来,过不了几天,又战火燃烧痛苦呐喊,把大别小别胜新婚的氛围统统搞成一切归零。 丈夫姑舅的弟弟超生了一个女儿,送给别人舍不得,我就把她收养了。 小姑和小叔都在临河市区,做羊绒生意发了财。丈夫眼红心动,贷了一些款,也开始做羊绒生意。用从信用社贷来的款在临河买了一间房,我们一家来城里住下了。 唉,不是什么地里都能长庄稼。别人做羊绒能赚钱,丈夫的羊绒生意赔得底朝天。为了还贷,只能把房子卖了,另租房住。在以后的8年里,我们换了7个房东。 生意赔了,丈夫的心情坏到极点,酒越喝越凶,脾气越来越大,醉得厉害的时候,半夜把孩子们从床上叫起来给他集体下跪,巴掌不定什么时候就甩到我身上了。 家里赔得揭不开锅了,到朋友那里借了一袋面,六口人一袋面能吃几天?我们租住的地方在西菜市旁边,我跟丈夫商量,咱们去卖菜吧,他说要去你去,我不去。他的心还挂在羊绒上。 为了既能写东西又能糊弄生计,我置办了一辆卖烟酒杂货的小铁车,底面积长乘以宽0.99平方米。 找熟人借了300元做本钱,一副筐一杆秤,我一脚踩进了菜市场,当了卖菜妇。 我卖菜,丈夫觉得丢人,很少在我的菜摊前现身。子不嫌母丑,在家境最困难的时候,三个儿子和我同冷同热,呼啦着跟我一起加入了卖菜的行列。他们都辍学了,对生命来说,吃饭永远都比念书重要。 菜批发回来以后,19岁的大儿永舰拉长了喉咙吆喝,别看他人小,嗓门亮着呢,菜场上的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喊塌西菜市”。 三个儿子还没成人先学会了受罪,跟着菜贩子跑宁夏、兰州长途拉菜,回来以后车头车尾地帮着批发,吃在菜市睡在菜市,成天脏兮兮的,流的汗在背心上结成块,一搓掉盐渣。 就这么着,他们还乐得屁颠儿屁颠儿。母子四人搓成绳,怎么也比单线结实,我们卖菜最多一天净赚了80元,够买好几袋面的。 卖菜好是好,就是瞎耽误工夫。天不亮就要起来进菜,天不黑不收摊,整天守着,一手泥两手水。碰上菜卖不完,晚上就得睡在菜摊上,抽不出时间来写东西,这让我绝望。 虽然我明白单凭自己这9年文化底子很难挤进“儒”的行列,也知道“千载腐儒骑瘦马”、“落魄便成孔乙己”的警言,但心里就是放不下笔。 为了既能写东西又能糊弄生计,我置办了一辆卖烟酒杂货的小铁车。所谓的小铁车,就是在脚踏三轮车上扣一小房子,正面是玻璃窗,窗格下边都钉了小木板用来摆放香烟饮料,小铁车的底面积长乘以宽,我精确计算过,一共0.99平方米。 我把小铁车停在临河最热闹的影剧院广场,卖烟酒杂货。三个儿子也离开西菜市,跟着我一头扎进了广场,他们各自为政,烤羊肉串、出租自行车、卖冷饮、做面饼…… 我的三个儿子结婚都早,三儿永舢19岁就成家了。他们自己挣钱,自己娶媳妇,自己还账,特别自立,从不拖累我。 夏天在车顶安个小风扇,打盆凉水用毛巾冷敷;冬天打一壶开水,拿皮袄把自己和热水壶裹起来。 当时广场上卖杂货小车有11辆,所以我的小车也就是个草台班子,光占地儿不挣钱。可生意再小也是个买卖,我相信万物有灵钱也有灵,哪怕是一毛钱,也恭恭敬敬往里迎。 当时一天能挣不超过15元,除了工商管理费、税费和占地费所剩无几。我花钱尽量抠着,早上一个馒头,中午一个馒头,晚上还是一个馒头,花5分钱买袋五香瓜子嗑着当菜吃,一天两元钱就把吃喝拉撒对付过去了。为了多挣点钱,我白天晚上都住在小车里,多挣一个是一个。 买卖要做,写文章更不敢耽误。我在小车的窗口下边支了一块木板,16K的纸都铺不开,那就是我的写字台了。没人买东西的时候,我就蜷着腿趴在上面写东西,心里想啥写啥。 人家见我成天地在纸上划啦,问我,大娘你写啥呢?我说记账,人家想不明白,多大的买卖,还用天天记账? 2004年夏天以前我发表的几十万文字,都是在小车里完成的。 小铁车里夏天热冬天冷。夏天还好说,我在车顶安一个小风扇,打一盆凉水不停地用毛巾冷敷,实在不行就到儿子的冷饮摊上要几瓶冰矿泉水,夹在胳肢窝、腿弯里降温。冬天可遭罪了,滴水成冰,小车里不能生火炉,我每天到对面的金龙饭店打一塑料壶开水,拿皮袄把自己和热水壶裹起来,只要壶里的热水不凉我就不冷。 后来,饭店不让免费打开水,我在车顶装了一个150瓦的灯泡取暖。把灯泡挂在离我的脑袋最近的地方,烤得我头皮生疼。在这样的强光下写东西很伤眼睛。 天冷天热还好捱,最怕是卫生或市容市貌等各类大检查,每次检查我和小车都得东躲西藏,生怕被逮着。 有目的就不苦,一钻进小铁车我就觉得幸福,在那块不足一平方米的地方,我这个下里巴人尽情尽性地去做阳春白雪梦。 三儿车祸去世。我在不得清醒也不得昏迷的凌晨三点,仓皇地抓起了笔,和着泪写出了《分手》。 广场是个八面来风的地方,是巴彦淖尔最大的世面,聚集了似我这般的生意人有好几百个,有大学生、退休干部和下岗职工,更多的是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我混在其中,每天能接收大量的信息。 有几个建筑包工头常来我的小车买烟,跟我聊天的时候,屎尿不忌啥都说,说他们为了拿到工程,钱权交易,得给谁谁谁送多少礼。还有的包工头让自己的老婆去陪领导上床。 听他们说得多了,我来了灵感,写了第一个长篇小说《尘飞雨落》,虚构了一个包工头的命运和经历。自己花一万元钱出版了,堆在小车旁卖。 我四年娶回三个儿媳,也就四年有了三个孙子。儿子媳妇都在广场上做生意,不可能怀里揣着孩子干活,所以孙子都要在我的小车里待上一两年时间。 二孙比三孙只大一岁,其中有大半年的时候,我得同时哄两个孙子。他们在0.99平方米的空间,说拉就拉说尿就尿,弄得我手忙脚乱,尴尬事不断。有一次编辑部的杨老去广场找我谈一篇稿子,我抱着大孙子正跟他说话,有人来买方便面,杨老顺手把大孙子接过去坐在他腿上,等我完成了那笔生意一看,孩子把杨老的裤子尿湿了一大片。 广场和小铁车是我们家的“井冈山”,我和孩子们的哭哭笑笑、生生死死、起起落落、悲欢离合都留给了它。我在广场上生活了16年,三个儿子在广场上成家立业,三个孙子在广场上长大,我和丈夫的婚姻是在广场结束的,我的三儿永舢也是在广场没的…… 2001年11月4日,对我来说,那天是要用黑笔来填写的。早上,三儿永舢到我的小车买了一盒云烟,顺便还我头一天借的6元钱。还完钱他说,妈妈我跟你可是两清了啊,然后就笑着走了。 白天孩子都忙他们的生意,三儿也没时间再来跟我说说话。晚上生意比较清闲一些了,三儿到马路对面的歌厅去唱卡拉OK。晚上8点10分左右,我刚把一瓶纯净水递出窗外,就听到“咚”的一声,紧接着是急刹车和人们的惊呼声。 我朝窗外一看,在车灯的照射下,一个男子倒下了,我清楚地看见他的头发簌簌地抖动了几下。我心想,唉,这人撞得可是不轻。 一个出租车司机跑到小车跟前说,婶子快去,是你们家永舢! 我赶到出事的地方,三儿已经被送到医院了。我捡起地上的一只鞋抱在怀里,那鞋是三儿的。我抱着那只鞋赶到医院,三儿人已经没了。 三儿就这么走了,他早上说的那句“妈妈我和你两清了”是命运为我们母子安排的道别吗? 三儿是晚上8点10分走的,那天晚上,在熬不到天明的歇斯底里中,在不得清醒也不得昏迷的凌晨三点,我仓皇地抓起了笔,和着泪写出了《分手》一文。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候在报社的门口,恳请编辑早点发表,我要赶在三儿的“二七”那天在坟前把它烧了,作为我和三儿之间的最后一次对话。 儿女们想帮我把小铁车赎回来供着,找遍了临河的角角落落也访不到它,估计早被拆散当废铁卖了。 永舢走了以后,我开始仇视自己。我妈说得没错,我就是一个“妨主”的人,克了娘家克婆家,克了婆家又克自己的儿子,最后把自己克成了一个苦瓜。 灾难和苦难比幸福和快乐更能催生文字。三儿走后的几年间,我出版了《陈慧明短文集》、散文集《人非草木》和长篇小说《第二次还是你》。 2005年,广场重新修整,把我们几百个买卖个人驱散了。 离开广场以后,小铁车没地儿放,只能把它卖了。买主把那辆小车停在医院宿舍的大院里,我经常隔着栅栏去看它。 前年内蒙电视台来给我做节目,我把小车又借回来当作道具用了一回。小车还回去之前,我叮叮当当地把它修补了一遍,一边修我一边哭。 后来,儿女们想帮我把小铁车赎回来供着,找遍了临河的角角落落也访不到它,估计早被拆散当废铁卖了。 现在我的大儿永舰和二儿永舫都出息了,有车有房有事业,闺女也结婚成家了。孩子大了,我也老了,再过几年就咬不动白菜帮子了。 经常有人问我怎么能坚持写作20多年,我告诉他们,不是我坚持了写作,而是写作救了我,让我的灵魂在无望的时候,总能抓住沉舟侧畔的这根希望的稻草。 我用写作 自己 莫小米 人需要 精神支柱 读稿人语 我有些惭愧,呆坐良久,不着一字。 因为当了多年副刊编辑,我接触不少热爱文字、努力写作的人,包括写了多年都没变成一个铅字、仍乐此不疲爬格子的人。 有一女作者,是我从前的熟人,年轻时就怀有文学梦,儿女大了,自己下岗了,除了做家务还有大量空余时间,就开始写呀写。 她向我投了几次稿都不太行,我记得当时我言辞恳切地劝她:你这样子太辛苦了,真想赚点稿费贴补家用,现在各种生活版面很多,食谱、健康、家居、旅游,甚至文摘,都很需要稿子啊,写那类稿件,发表机会大许多。 我怎么会那么说呢?还自以为是为她好。我应该想到,文学写作首先是她的精神需要。 就像陈慧明说的:“多少年来我都在生命的杠杆中间直立着,写作是天平的左边,生计是天平的右边。砍掉任何一边,我早就倒下了。” 分 手 陈慧明 当我发现我的三儿不在身边时,不减速的车轮在繁华的人行路段,已将他推进黄泉。命运在我们母子中间并没有安排互相道别的奢侈。 他确切只有25岁。 我25岁的三儿做过的生意有:卖菜,摆台球桌,卖饼,卖面筋,卖羊肉串,出租自行车和摆冷饮摊。他像我另外两个儿子一样,自己挣钱成家,成家时的欠账自己还,之后计划买房过日子。而今三儿的日子虽然不能说致富也算是脱贫了,半壁河山在手时他却轰然而去,他走得太快也太绝决了…… 我不能将我青春儿子的前程作出评估,如同不能将所有青春孩子的前程作出评估一样,那是一个无限的有限。(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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