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的化骨绵掌/锐角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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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07-06 15:16
时光的化骨绵掌/锐角书系
 
 
作者:金仁顺
简介:《彼此》是“70后”女作家金仁顺小说的**之作, 获2007年度*佳小说奖。而她的散文*见功力。在《时光的化骨绵掌》这 本散文随笔集中,作者对自我的探访、对爱情的触 摸、对世界的打量,和对影视作品的趣味解读,融化 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里,融汇在女性温婉的视角中。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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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和我

小人物
莽林·箱子·针
自己的江湖
时光的化骨绵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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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07-06 15:17

高丽和我

1 高丽

小时候我是个爱打架的孩子,不喜欢吵嘴,生气时经常像男孩子一样动手解决。其中的两次,至今想起来还很清楚。一次是和邻居家的两个孩子,他们一姐一弟,手里挥舞着拖布把儿那么长的木棒朝我冲过来时,学着电影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进攻的姿态。我向后退时,反手摸到身后的石墙,那一瞬间无路可逃的绝望,是我在少年时代体会到的最大恐惧。在情急之下,我顺手抄起身边的一根扁担,踢翻了两只空水桶,迎着他们抡了起来。与其说是我打赢了他们,不如说他们是被我当时的样子吓坏了。那一次我大获全胜,从他们身边离开时,我丝毫没感到喜悦,只是有种从大难中逃脱出来的轻松感。

还有一次是在小学五年级,我和班里的一个男生先是吵了两句,然后动起了手,当他隔着十几张桌子朝我冲过来时,我觉得自己仿佛身在荒草丛中,面对着一只野兽的袭击。那个男生如此火大,是因为我当众揭了他父亲的短。他父亲和另外一个女人有私情,被那个女人的丈夫在身上划了十七刀,刀口不深,那个情感和自尊心上受到伤害的男人显然并不想害死我同学的父亲,只是想留给他耻辱的印记罢了。这些耻辱也是我同学的耻辱,是他最怕被人触及的伤痛,而我之所以直捣他的痛处,是因为他先触及了我的痛处。他叫我“高丽”。

第一次和人挥舞着扁担打架时,也是为了这个。

高丽。

少年时代,我痛恨这两个字,谁敢把这两个字当着我的面说出来,无异于在我的身前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那是我绝对不会容忍的。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经常像对待男孩子一样操心着我和别的孩子之间发生的战争。我一直是个不太健康的孩子,但我能把很多比我强壮的同龄孩子打得头破血流,到我家里去告状。

在那个年纪我才懒得理会“高丽”这两个字的具体含义,我只知道由于这两个字,使我与周围的孩子有了分别。别人在谈到我时,总要用这两个字补充一下,或者干脆只用这两个字来定义我。

一个高丽孩子。

很多大人也这么说过。他们用异样的眼神打量我,仿佛我身上藏着什么神奇或者秘密的东西,而他们的目光可以比手还随便地撩开我身上的衣角。

这两个字同样也用在我父母身上,我的姐姐哥哥身上,他们似乎不像我那么介意,很多时候他们只要耸一下肩膀,就能把来自身后的这两个字抖搂掉。

我有过两件丝绸质地的衣裙,短短的上衣只到心口处,宽宽的裙摆垂在膝盖上面,衣带在胸前扎着大大的蝴蝶结。在七十年代的中国,这是很奢侈的衣服。但是,在我眼里,那种鲜艳夺目是有毒的,穿上它,就等于承认自己是特殊的人物,注定要受到瞩目和议论。而与众不同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多年以后,我和其他的女人一样,爱上了属于我们自己民族的衣裳。它和中国的旗袍、日本的和服一样,非常完美地掩盖了东方女人身材上的不足,同时,又增添了无穷的神秘感。

朝鲜的细夏布是用麻精纺出来的,虽然名叫“夏布”,却是在秋冬季节织就的。那分别是芦苇飘絮和雪花飞扬的季节,在那样的时间里织出来的细夏布,每一根麻都带上了清凉之气,颜色又无一例外是纯白的。到了第二年的夏天,细夏布会制作成异常合体的短衣和特别宽大的裙子,穿到一个女子的身上。当女子俏丽的身影从木廊台上走过,暑气会退潮般地从她的身旁向四周后撤。

细夏布衣从来不隔夜,只穿一天便要变脏起皱,它们会被连夜洗净,上浆,熨平,保持洁净和挺括。

如同言情电影里男女主人公经常从至爱到极恨的转变一样,我在长大成人之后,忽然爱上了这个民族的很多东西。

我不知道这个过程是怎么完成的,如同对细夏布的认识一样,在忽然之间,我体味出原本被我厌弃的东西中间,埋藏着别致的美丽。这种美丽因为出现在意料之外,特别地惊心动魄。

少年时担心被独自抛弃的恐惧在我成年后以另外一种形态呈现出来,那是一种因为自己拥有了别人没有的宝藏而产生的暗暗得意的喜悦。

2 女人

朝鲜族女人是经常要被人用同情的口吻提起的,家里的一针一线,外面的一草一木全都是由她们来操持的。春天时,她们要在北方冰冷刺骨的水田里挽着裤腿,背上背着没人管的孩子插秧,秋天时戴着草帽割稻子的也是她们;她们鞠躬尽瘁地侍候着丈夫和家里的长辈,却连吃饭时与他们同桌的权利都没有。她们除了要忍受生育之苦外,还要忍受男人的酗酒、粗暴、打骂。

几乎每个主妇都有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不让家里未出嫁的女儿太劳累,她们让她们快乐轻松地长大,对年轻女子而言,出嫁的那一天,无疑是一生中第一个假期的结束。

上高中时,有一次我患病住院,与一个朝鲜族的中年女工程师同在一个病房,她的丈夫一直在陪护。那是一个看上去很不起眼的男人,黑,而且瘦,笑起来很温和,读大学时他和她同在一个班里,两个人恋爱结婚和学习毕业一样是顺理成章地完成的。他酗酒,喝醉之后就打妻子,打得很厉害,有一次把她从炕上踹到地下,踹折了她两根肋骨。而她此次住院,一半是旧病,一半也是他打出来的。

知道了这些事情后我对那个男人十分憎恶,对他居然是知识分子这一点更加憎恶,我观察那个女工程师,发现她对丈夫的态度很平常,一点也没有仇恨的情感。有的时候,看着她坦然地接受丈夫端饭端水侍候自己的模样,不需要理由我便认定了,当她面对他的施暴时,也是这副泰然自若的神态。

我的一个表嫂,腰身纤细,皮肤白得像细瓷,笑容可掬,又温柔又妩媚,有一次我们睡在一起,关着灯聊天时,她用漫不经心的口气跟我说,前几天家里拉取暖煤,我表哥在朋友家喝酒,她一个人把六吨煤从外面挑到家里的煤棚里。

六吨?我无法表达我的吃惊,更无法相信和我躺在一起的细弱的肩膀,在几天前把六吨的重量做了一次转移,却奇迹般地没被这个重量压倒。

幸福是相似的,苦难却是各种各样的。随着接触的人和事情逐渐增多,我意识到朝鲜女人身上最让人震撼的地方,并非对苦难的承受能力,而是她们对生活的态度。

朝鲜女人不喜欢男人出入厨房这种有油烟气的地方,也不喜欢男人手里攥着抹布笤帚之类的东西,她们认为男人生来伟大,如果让他们染指日常琐事,庸俗的事情就会像磨石一样,打磨掉他们身上固有的一些优秀品质,从而使得他们在大到国家命运,小到个人前途之类的重要事情上,不能表现出令人敬仰的男儿气概来。

对光荣感的不懈追求,成为朝鲜女人最有力的精神支柱,正是她们自己把勤劳变成了风气。很多男人先是被女人们置于游手好闲的境地中,继而才沉醉在酒乡中不能自拔的。

朝鲜女人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劳作,可她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拥有着快乐的性情。她们喜欢打扮,勇于尝试所有她们自认为能使自己变得更加动人的东西。在延边,女性类消费品总会造成热卖的景象。很多年纪一大把的老太太在披红挂绿方面的热情丝毫不亚于年轻的女孩子。她们认为化妆品和衣饰可以为自己挽留住昔日的美貌。

我经常去离家不远的一家朝鲜族饭店吃饭,一来二去的和老板娘熟悉起来了,她的打扮每次都能让人不大不小地吃上一惊。她经常让来店里吃饭的顾客猜测她的年纪,尤其是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当然,每个人都尽量往年轻里说她,明明看上去有六十岁,也往五十岁说,但这仍然不能让老板娘满意,有时,甚至还会惹她生气,她听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就会一脸不乐意地说,我和你差不多大,才四十多岁。起初我很奇怪一个如此爱美的女人,却为什么长得那么老?后来见到她的丈夫,才知道她已经六十岁了,但却执拗地要把自己再变回到四十来岁。皱纹,身份证,自己丈夫的衰老,儿女的年龄,什么都不能改变她自欺欺人的决心。她的这种性情我只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身上见到过。这个法国女人在六十六岁时,接受了不满三十岁的扬·安德烈斯的炽热的爱情,在六十八岁时还能写出《情人》这样的小说。

3 酒和歌舞

与女人的明快风格恰成对比的是,朝鲜男人大多数沉默寡言,当然,喝了酒以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父亲是少数很讨厌喝酒的男人之一,但只要家里有客人来,他总会拿出足够的酒来待客,对醉酒人的胡言乱语,他也温和地抱之以微笑。父亲不善饮,就没有了喝醉的机会,也失去了打老婆的借口,他的时间比一般的朝鲜族男人多出许多,他用歌声把这些空白给填满了。

我父亲年轻时错过几次很重要的机会,这使得他的歌唱只能处于爱好和业余的基础上。但所谓的专业也不过是形式而已,不只是父亲,我后来接触到许多人,比如大家喝酒喝到高兴处,顺手从酒桌边拉起来的一个男人,或者从厨房里正干活的女人中间喊出来一个,他们随便唱上几句,都有不亚于专业歌唱演员的水准。这种即兴式的歌唱,最讲究的也不过是把木瓢倒扣在装满水的水盆里,用手拍几下,或者用筷子在菜盘边儿酒盅沿儿上敲上几个点,算不上什么伴奏,不过是烘托气氛罢了。

朝鲜民谣十分高亢,没有一副好嗓子垫底是唱不了的,抒情性又强,高亢之上还要百转千回。平常时候,大家会觉得朝鲜族与日本民族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其实两个民族间是有很大不同的,听歌就知道了。如果说朝鲜民谣有烈酒的性子,那么日本的歌谣无疑是温吞吞的凉茶。民谣之中最有名的是《阿里郎》,每个地方都有,又都不大一样,虽然是送别情人时唱的歌,但很多《阿里郎》节奏明快,不像中国的《走西口》表现伤痛时那么欲生欲死声嘶力竭。

朝鲜的盘瑟俚,和中国的戏曲有相似之处,也是有唱有念地讲述一个故事,艺人手里一把扇子,再加上一位鼓手搭档,顺便找个空场就行了。相比之下,中国戏曲讲究得多,复杂得多,也华丽得多了。

韩国有一部电影名叫《西便制》,讲的就是盘瑟俚艺人的故事。盘瑟俚分为“东便制”和“西便制”,“东便制”声音洪亮、气氛热烈、情绪高昂,而“西便制”则细腻、悲怆。《西便制》这部电影中很详尽地描写了一个女孩子成长为一个杰出的盘瑟俚艺人的过程,她的父亲为了把她留在身边,趁她生病时,在她的碗里下药,让她变成了一个瞎子。生活的诸多艰辛让这个女孩子慢慢地从旋律所设的迷障中间走出来,了解到什么才是盘瑟俚演唱的骨血。

一个非常悲情的故事,在国际电影节上得了大奖。我却觉得这个故事编得太像故事了,剥掉盘瑟俚的外壳,它放到任何一个东方国家,都是成立的。倒是其中的一个情节让我心动,女孩子刚开始表演时,被几个财主类的男人召去唱堂会,他们被她的美貌吸引住了,并不在乎她唱得如何。而女孩子则恰恰相反,她对男人们的轻佻言语反应麻木,倒是对表演本身充满了热情和好奇。这个细节非常简洁地表达了朝鲜民族在歌唱方面的态度。

朝鲜舞蹈差不多是中国的少数民族舞蹈中最难跳的,手臂一抬脚尖一踮而已,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难度反而就大了起来,有点大象无形的意思。朝鲜舞据说是从鹤舞中受到启发发展起来的,肩部成了舞跳得好与坏的关键所在。

朝鲜舞蹈之中,妓房舞蹈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民间舞蹈中的最精华的部分之一。十六世纪时有一个奇女子名叫黄真伊,集名妓、诗人、歌客三重身份于一身,她与当时的学者、艺术家、士大夫等交往密切,为人不拘一格,做事特立独行,其风采令无数男人倾倒。当时有一位很有名的知足大师,多年寄居寺院潜心修行,黄真伊自称是佛门弟子,深夜裹披袈裟叩开知足大师的房门,在内室为他跳了一段舞蹈,致使这位德高望重的知足大师破了戒。尽管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但高僧与名妓的爱情故事却世代流传下来。那夜黄真伊跳的舞蹈被人称为“僧舞”,“僧舞”后来成为妓房舞蹈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支。

4 风俗和传统

朝鲜民族和其他的小民族一样,因为其小,反倒保存下来很多独特性。在饮食上,朝鲜人无辣不欢,喜欢吃泡菜和凉拌的东西,喝酱汤,不会炒菜,肉食便以烧烤为主,冬天时也吃火锅,他们把火锅称作“神仙炉”。各种菜式摆放在火锅里面,颜色、营养、荤素搭配得十分考究。

朝鲜人因为爱吃狗肉,在很多其他民族的人眼里,形象打了不少折扣。在朝鲜半岛东南部的珍岛有一种珍岛犬,伶俐而勇猛,忠于主人,却不挑剔吃食,以主人的残羹剩饭而满足,珍岛上的居民大多生活困苦,如果珍岛犬在家里吃不饱,会自己去流窜野外,以青蛙、蚱蜢之类的昆虫充饥,强壮些的则猎取山鸡一类的动物。珍岛犬很爱自己的家,据说三十年前,珍岛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海中岛屿,有一条被卖到四百五十公里以外的三八线前沿部队的珍岛犬自己回到了家,1993年时,也有一条珍岛犬被卖到二百六十公里以外的大田后,独自又回来了。有人因此拿珍岛犬来形容朝鲜民族的性情,虽然身躯不大,但勇敢,富有忍耐性,不图奢侈。

朝鲜文化秉承中国的儒家文化,在古老的书院学堂里,都摆着孔子的画像。传统住宅在建造时,住宅的平面图须要摆成吉祥的汉字形,比如日、月、口、回、用等。

朝鲜还是一个格外爱干净的民族,对白色情有独钟,新娘子结婚时的礼服也都以白色、浅粉色为主,象征着纯洁。韩国选择白色的木槿作为国花,花朵小而精致,它朝开暮落的性情被引发出人生苦短、每日都不能虚度的寓意。

历史上,朝鲜在保卫国家方面,始终处于劣势,它与蒙古、中国、日本相邻,从来都只有挨欺负的份儿。因为自身的弱小,自尊心便格外容易受伤害,近代战争中日本在朝鲜境内有长达几十年的占领,到现在为止,事情已经过去五六十年了,朝鲜人看见日本人还是一副血债要用血来偿的心劲儿。每回韩国和日本踢球时,韩国方面的队员总会流露出一股决绝的神情。韩国运动员面对别的国家时,足球只是一种运动,一旦他们和日本对阵,运动就变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日本球员对此颇不为然,他们认为历史就是历史,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好了。但韩国的球员却解不开这个心结,他们认为自己的身上不只流淌着血液,还流淌着民族的耻辱。

也许,这份执拗正是朝鲜民族在历经一次次的战争、一次次的毁灭之后,如同凤凰涅槃一样总能重获新生的理由吧,在眼下这样一个“民族的也就是世界的”时代里,朝鲜民族的个性反倒日渐从其他民族中间凸显出来。而他们在一千多年前就倡导的简朴、平和、尊老爱幼、相亲相爱、歌舞升平的生活观念,经过时光之火的淬炼之后,也终于能在今天,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了。



年少时,我和伙伴们消磨课余时间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到林地、草坡、森林里面玩儿,很多东西可以成为进山的目的,各种山野菜、蘑菇、坚果、野果,等等。采摘的过程是迷人的,但总是要走很长的路,长到几乎没有尽头似的,路绕着山,左一弯右一弯,语文课本里有个形容这种路的词,叫“蜿蜒”。路上的话题总是散漫的,这种散漫有时候会让我们忘记路途迢迢,但有时候,这种散漫又对路途迢迢是种强调。好话题很少,也早就随风飘散了,唯一能牢牢抓住我们,让我们忘记路,忘记疲惫,忘记时间,同时,让我们心脏抽紧,手心出汗,皮肤上泛起细小的疙瘩的是——

蛇。

有一个人在河边的草丛里睡觉,醒来后发觉衣服里面有冰冰凉的东西,他掏出来一看,是蛇。

还有一个人,在山里挖东西,只挖了几下,发现铁锹前面有一团活物,蠕动着,扭转着,仿佛纠缠在某个梦魇里面,待它终于醒过来,像把软尺抖搂开,当然了,是蛇。

一个同学的姐姐,在山中看见两条扭成麻花劲儿的蛇,它们正在相亲相爱,偶尔会从草丛深处突地挺身而起。回家以后,她就病了,呓语、盗汗、高烧不退,医院、民间偏方都治不好她的病,跳大神儿的告诉她父母,回家准备后事吧。她离乡背井,回山东老家休养了一年,才慢慢好起来。

所有的事情都活灵活现的,只要跟蛇有关。蛇能让很多东西动起来,让平静的心跳荡起来,让树林、草坡变得叵测诡谲,我们的恐惧变得前所未有地新鲜、具体、欲罢不能;并且一次又一次地,新鲜、具体、欲罢不能。

“别再说了,别再说了!”总有人在大家谈兴正浓时,惶恐地打断话头,“蛇蛇蛇的,说曹操,曹操到,到时候看你们怎么办?”

还真的遇上了。

是在树林里。野草没到膝盖处,繁盛、青葱,如一潭碧水;树影在草丛上面形成一块块不规则的墨绿色,涉草前行时,会发出沙沙沙的声响,让人意外的是,停下来时,仍旧能听到沙沙沙的声响,只是更细密,更均匀,一个不小心,就会忽略掉。我低头一看,一条小蛇正从我抬起的那只脚下通过,很快,但并不慌张,像光一样闪进了草丛深处。我的脚就那么抬着,抬了好久,然后拼了命地往外跑,跑的时候脑子里念头像被细鞭甩起来的箜篌,飞速旋转:

蛇不是冷血动物吗?

蛇的皮肤不是又滑又薄吗?

往有阳光的地方跑!往有砂石的地方跑!

还有一次。是秋天采榛子。齐到胸前的榛棵丛中,果实像小巧的钟,有单个的,有一对对的,还有三个四个五个多个组合的。成熟的叶片和包裹果实的裙摆似的外壳带着抹锈色,与金黄色的秋天呼应着。忽然之间,觉得哪儿不对劲儿,我从榛棵丛中退出来,定了定神,屏住了呼吸,眯起眼睛:

蛇拇指粗细,很长,像一根绳子,浅褐色,有花纹,头从侧面看上去,小巧玲珑的。它在密实的榛树之间穿行,由于转弯太多,身体呈现柔软的锯齿状,那一瞬间,恐惧冰冻了我的思绪和想象力,让我丧失了行动能力。蛇的曼妙优雅,是多年以后我在回忆中慢慢体味出来的,那是野雏菊盛开的山野,果实散发出香气,那是它的地盘。慵懒而抒情的秋日午后,也是属于它的。

上大学时,表姐问我能不能买到白蛇。

第一个反应是不可思议,“蛇有白色的吗?”

“当然了,”她说,“《白蛇传》啊。”

可不是嘛,《白蛇传》,修炼了一千八百年的白蛇变成了蛇精,带着条小青蛇来到人间,演绎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

“可那是传说啊。”

表姐坚持说有,只是难得一见罢了。

寒假回家高中同学聚会,我顺口问同学,“你们见过白蛇吗?”

有个女生说她自己家里就有一条,不过不是纯白,是灰白,有花纹。她父亲在野外工作时,这条蛇爬进他们的帐篷,她爸爸抓住蛇的七寸,顺手摁进了阔口的酒瓶子里。

“这条蛇昏了头了,自寻死路。”

话说说就放下了,没想到,春节过后,她连瓶子带酒地把那条蛇给我捎到学校里来了。表姐当时在国外,我几乎可以肯定她早就放弃了买一条白蛇的想法。这条蛇的颜色确实不怎么样,灰白中,偏灰更多些,盘在一棵很大的灵芝上面,我拿出条旧围巾让人把罐子密密实实地包好,虽然是一条酒里的蛇,但自从它进了宿舍,我的睡眠从未踏实过。

那段时间我逢人就问,“你要蛇吗?一条灰白色的蛇,泡在酒里。你知道吗?蛇酒是很补的。”

烧香磕头,总算把蛇送了出去。

来取蛇的那天,几个朋友一起吃饭,有人讲起他们家乡的事,说两个饥饿的男人在山里打死了一条蛇,蛇很粗,很大。他们当时饿了,在山上架上火,把蛇烤熟了。烤蛇的味道随山风传出去老远老远。等到蛇熟了,他们吃起来的时候,发现四周来了几十条上百条,反正数不清多少条的蛇,蛇芯咻咻吐着,团团包围了他们。

两个人吓呆了。蛇在他们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他们唯一能救命的,是不让那堆烤蛇的火熄灭。烤蛇的气息不再香气扑人了,变成了重重杀机。他们不停地往火里填柴,背靠背拿着烧火棍跟四面的蛇对峙着,直到天黑下来,火光引来了寻找他们的村人。

这两个人没有死,但吓坏了,一个神经出了毛病,一个变成了酒鬼。从此后,任何形态上跟蛇有相似之处的物体,都变成了他们的噩梦。

“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有人笑着说,“这个故事倒过来了。”

有人想起个“被蛇咬”的故事,是从晚报新闻上看到的。

有个广东餐馆的厨师,做蛇餐时,抓出根活蛇,一刀剁掉了蛇头,扔进垃圾桶里去。待他料理完那条蛇,经过垃圾桶时,那个孤独的蛇头忽然一跃而起,咬住了厨师的喉咙——

惊骇!

会不会是厨师此生最后的感觉?

曾经,我有一个叫英木的表哥。他喜欢武术、钓鱼,还有画水粉画。我初中一年级的寒假,他来我们家里玩儿,在学校操场上给跟他同龄的男孩子们打了一套九节鞭,把那些自命不凡的家伙全给震住了。

他也有一个蛇的故事:在山中,他曾经跟一条蟒蛇在狭窄的山路上相遇,他尽可能地慢地让开了道路,蟒蛇继续前行。

“你不害怕?”我问。

“我吓得血管里的血都不流了。”

“你不是会武功吗?干吗不抓住它?”

“武功可对付不了蛇。”

我从来没怀疑过这个故事的真伪。而多年以后,真伪都变得不重要了。

升初中前的那个暑假我去大姨家,跟英木表哥待了半个多月。他带我去河里钓鱼,头上扣着草帽,裤腿挽在大腿根儿,站在河中央,鱼线在阳光中甩出银光闪闪的弧线。鱼饵是他随手抓的苍蝇,他的手在空气中飞来飞去,一会儿就抓好多。

许多年后,我看布拉德·皮特主演的《大河恋》,影片里有很多特写镜头:河流、水波、鱼钩、鱼线、河面上的阳光、甩出鱼钩时他微微弯腰的动作——沉睡已久的记忆活转了过来,我自己变成了那条咬钩的鱼,活蹦乱跳地挣扎,被一根线从往事里挑甩、拉拽出来,只有我知道,深入在皮肉间的、流着血的、滴着水的、那种痛的滋味儿。

英木十八岁那年冬天——也即是我们度过那个夏天之后的冬天——死于一场车祸。死讯传来之前的几天,我梦见过他。我的房间不知怎么回事儿居然在山洞里面,门外有一条蛇,它要进入我的房间。我被吓得魂飞魄散,但无处可逃。英木表哥不知怎么来到了我的门外,他跟蛇似乎交流得很好,相处融洽,我的危险轻易地解除了。我知道他能降得住那条蛇,即使通过别的方式和手段。后来,我们一个门里一个门外地聊了会儿天,硕大的白蘑菇花朵一般在我的房间里盛开。

我坚持认为,那个梦是英木在离开人世前,灵魂来跟我做的告别。

我不知道那条蛇代表什么,它会驮着他的灵魂飞升上天吗?

1996年我去长白山。那时候,大森林里还没有修供游客游览的栈道。我们的脚下,是几百年的腐殖土和柔软的枯干松针,死去的树横在树林里,枝干上长满了绿苔。穿行林中,枝叶密布,光是从树叶上一片片抖搂下来的。

林场场长亲自给我们当向导。他见我的脸上因为过敏长了痘痘,很好心地对我说,“我帮你弄两条毒蛇吃吃,保你十年之内不再长这些痘痘,而且驻颜美容。”

我吓死了,刚才还轻松自在的大自然,转眼间散发出阴森的气息,某种抵抗力量因为这种提议而严阵以待,我甚至已经感觉到有很多愤怒的蛇突然定格,头转向我们所在的位置。

我不怕长痘,宁愿再难看些,也不会吃蛇。蛇是神物,尤其是原始森林里的蛇,个个都是蛇精啊。不要说吃,想想都是很大的冒犯。

场长看看我,“你害怕?”

“是的,很怕。”

“你不怕它,它就怕你。”

也许是。我对蛇就像对鬼神,敬而远之。

有一次在一家餐馆吃饭。我身后有一个很大的玻璃柜子,里面养着几十条蛇。我在椅子上坐得笔直笔直的,一动不动,我不知道那个玻璃柜子的保险系数有多大,而那些蠕动、攀爬或者沉思的蛇,离我如此之近,我几乎可以感觉到它们的慵懒、沮丧或者绝望。坐我对面的人笑着对我说,“你和身后的蛇,让人想起伊甸园里的故事。”

“我倒想起了蛇发女妖。”我回答。

在座的人都笑了,我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的。

多年以后读《哈利·波特》,少年哈利·波特在爬虫馆隔着玻璃窗跟蟒蛇说话,后来那个玻璃窗神奇消失了,蟒蛇爬出来,它想回到巴西——它自己的老家——蟒蛇后事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哈利在那之后不久获知他不是普通人,他是个巫师。

大学时我读艺术学院,我们学院没有巫师,但从来不乏古灵精怪、故弄玄虚、标新立异的人物。有个女孩子从来不读流行读物,她的案头读物是《广群芳谱》或者考古学杂志,戏做得很过,但她也有可爱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聊天,那天心情闲适,气氛放松,话题不自觉地就走偏、深入、玄幻起来了。她很认真地告诉我,她的前世是一条蛇;还说,平时,她的身体总是凉冰冰的,后背皮肤上依稀有花纹。她甚至不介意脱掉衣服给我看一看。

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她的话。我不需要验明她的“正身”。她说她经常和家里的小动物讲话,当时她家里有只小乌龟,郁郁寡欢,她问小乌龟,这样不快乐,你为什么不自杀?

她跟我讲她自己前世是蛇的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我走在田野里,隔着十几米的距离,一条白底红花的蛇跟我并行,我们走过一块又一块的玉米田,玉米有一人多高,刚刚开始抽穗,亭亭玉立,长袖善舞。那是我第一次面对蛇而不感到恐惧,哪怕是在梦里。可能因为在心理上,我先认定了那是朋友,不会伤害我的缘故吧。

我由此觉得我是能克服对蛇的恐怖的。不就是蛇吗?图片、影像,随处可见。它们并不比其他的动物更凶残生猛。很多时候,它们游走在草丛、湖边,散步似的,或者盘踞在树枝上,寂寞着、思考着。虽然在需要的时候,它们可以像闪电一样快,但习性上,它们散淡、从容,颇具智者之风。整个漫长的冬天,它们把自己囚禁在睡眠中,魔幻又现实。

写小说《春香》的时候,我创造了一条蛇。风流倜傥的翰林按察副使大人在谷场邂逅药师女儿,尾随她进入树林,他们见到了一条蛇,茶杯口粗细,盘在一株桃树上面。那株桃树枝干一半生着翠绿的枝叶,一半被雷电劈得已经枯死了。蛇身上密布着纵横交错的线条,五颜六色,盘成鲜艳的蒲团。蛇头从蒲团上高挑出来,蛇颈上有块红色,形状酷似两朵并蒂的花。他们看着蛇,蛇也看着他们,时间变得和心跳声一样点点滴滴。过了有一盏茶的工夫,蛇如彩练,凌空抖开,在树梢上盘回了一回,飞掠而去。树叶哗啦哗啦地吵了一阵子,又复归于平静。

蛇并未真正离去,那天开始,翰林按察副使大人夜不能寐。一闭上眼,彩蛇便拿出种种妖娆姿态缠上他的身。他为了治病去找药师,再次遇到药师女儿。他们相爱了,他为她盖华屋置美服,包裹、密藏她的美貌和温柔,怎奈好花不常开,翰林按察副使大人迫于高官岳父的压力,必须要返回汉城府。药师女儿苦留不住,只得放手。离开南原的时候,翰林按察副使大人在枫树树枝间看见一只白色的蜘蛛,它的身体有拇指指甲大小,有条不紊地织着一张银色的蛛网。那条彩蛇重现在他的眼前。蛇头从刚织好的蜘蛛网中心穿过,蛇芯子带着诡笑朝他的喉咙处刺了过来。

情人留不住翰林按察副使大人,但死亡能。

去年在断臂山旅行,有天下午去漂流,我们在小休息厅里等待小船和救护人员就位时,卖纪念品的柜台上面摆放着当地野生动植物的图片册,大家闲着没事儿乱翻翻,韩国诗人容美突然惊叫了一声,死死抓住我的手,然后跑到窗子边儿上的沙发坐下。

我看了看图片,是一条蛇,灰黑色,在当地很常见。

容美的激烈反应让其他人乐不可支。

我过去坐在容美身边,笑笑。

她抚着胸口,以她所能呈现出的最严肃的语气告诉我,她非常非常非常地怕蛇。

我说很多人都怕,包括我。

晚上回到旅馆,喝餐前开胃酒时,很帅很潇洒的旅馆老板听说了我们白天的事情,颇不以为然,他说他自己就养了一条蛇当宠物。

容美当即警告,不要再谈这个话题了。

老板是自然主义者,他不相信容美的警告是认真的,回房间里面把蛇拿了来,像条领带那样缠在脖子上,炫耀,搞笑。

我当时坐在酒吧的角落里跟人聊天,容美像个溺水的人朝我扑过来,她的表情也像溺水,尖叫声噎在嗓子眼儿里,好像随时会要了她的命。

我起身抱住她,朝吧台那边看,大家的脸孔都朝向我们,瞠目结舌,一时没人说话。

我后来才发现老板脖子上有东西在动,那条蛇不大,也不粗,好像很活泼。

容美把我抱得死死的,身体颤抖,愤怒异常。

大家这回相信她是真的怕了。

老板走过来——当然是没带着那条蛇——单膝在容美面前跪倒,把牛仔帽摘下来,他请她原谅,他说他错了,他没想到会这样。

“我跟你讲过了!我提醒过你!!”容美声音跟身体一起哆嗦。

我拍了拍容美,希望她息事宁人。人家都跪下了。

容美不肯,“我不能原谅你。”她对老板坚决地说。

晚餐时,老板再次来到我们身边,再次在容美面前单膝跪倒,他说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追悔莫及。

这次,容美原谅了他。

晚上回到房间,我问容美,“你怎么会怕到这个程度?是有过什么恐怖经历吗?”

“不要提那个词,也不要提——”容美用手在空气中画了一个“S”形,“什么都别提。”

于是,蛇就成了个谜。

今年在彭水。在阿依河上坐游船,听原生态山歌。阿依河水翠如翡,绿如蓝。男人在船头划桨,个头儿不高,相貌平凡,让他唱他就唱,吃饭喝水般,再自然不过。他的歌声透亮、真纯,凤凰似的从他口中展翅飞出,他的脸即刻涂上了层釉质,表情生动起来;跟他对唱的女孩子站在船尾,皮肤有些黑,并不漂亮,但声音真好,水润润的,高亢婉转。他们你一句我一句,仿佛有条看不见的丝带拉扯在他们中间,欲拒还迎,情趣天成。

河岸两边的悬崖峭壁从河水中拔出来,直耸上去。崖坡上面竹林茂盛,起初从地皮下面绿箭似的蹿出芽尖,渐渐风摆杨柳,风情无限,到后来,枝干不负其重,缓缓地倒栽下来,不是一棵两棵,而是千万亿万棵,整片竹林都这么弯下了身,放眼看整个崖坡,自然形态中间埋伏了中心思想,苍凉或者某种诡谲。

我听见了声音,也听见了离我们不远不近的另外一条船上,人们的惊叫和感叹。吃午饭的时候,才知道有条蛇从很高很高的山坡上摔下来了,擦着船边儿,栽进了河里,蛇一个打挺,沿着水皮儿游走了。有人补充说,是条银环蛇,挺大的。

“如果蛇掉进了船里——”

我以为事隔这么多年,我已经克服了对蛇的恐惧,但瞬间,我就坐到了那条船上,还原到了阿依河上。气氛完全不同了,阿依河的翠绿泛起冷意,河上的白雾挟带着凉气。

当地的朋友说,这里蛇很多,不光金环银环,还有竹叶青以及其他毒蛇。

午餐后我们坐在酒店外面的回廊上,山风清冽,空气芬芳,我的内部世界却被蛇绳索似的捆住了,连喘息都费力。我告诉那个被束缚的自己:

你不怕蛇。你不再怕了。你写过蛇。你还帮别人克服过恐惧。

不怕不怕不怕。

从午餐地点回到大巴,要沿着阿依河河岸走至少四十分钟,然后是时间同样漫长的,从河岸登到山顶的九千九百九十九级台阶。河水几乎听不见响动,夹杂在悬崖之间的阿依河,像某条巨蛇眯起的瞳孔;河岸边竹林茂盛,竹叶发出沙沙沙的声响,我希望那是风引起的,只是风。

我见到的最艳丽的蛇,是黄色的,很长,有成年人手腕那么粗,带着花纹。它缠在一个人的手臂上,我的近视让我把那想象成了丝巾之类的东西,直到我走到它身边。

我发出的惊声尖叫,把半条街上的行人目光全都吸引过来。

“怎么了?怎么了?!”人们纷纷提问。

难道他们看不到吗?

一条黄色的、带花纹的蛇,如此突兀,如此醒目,在光天化日之下。

可人们不看蛇,他们看着我,责怪地问,“你尖叫什么?”

“蛇。”我说,“那是条蛇。”

是蛇,蛇怎么了?不就是一条蛇么?

一个男人在我身边,他抱住了我,在我后背上轻轻拍拍。

他带着我走过那条街,后来,我爱上了他。

小人物

宋惠玲

宋惠玲是在河里淹死的,那一年她十四岁。那条河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淹没了不少生命,矿长的小儿子也葬身其中。我从未见过那个据说是很文雅、有礼貌、长得也周正的少年。他的尸体从河边抬回来的时候,他的妈妈当街抚尸痛哭,对上前来安慰自己的、有点儿痴傻的大儿子说道:“为什么死的不是你?”这句话后来传诵极广,当人们形容丧子母亲的悲伤,或者表达对矿长大儿子智力的轻视时,都会把这句话搬出来。

虽然是形式相同的死亡,但宋惠玲进入河中的理由却和大家不同,这也是日后她成为英雄人物的原因。她的一本毛主席语录掉进了河里。

很多插图和版画都再现了宋惠玲打捞“红宝书”时的情景——河水的波浪画得比海浪还要高,宋惠玲劈波斩浪的动作看上去分外矫健,表情也非常坚毅,那不是一个濒死者的表情,是草原英雄小姐妹手握羊鞭与大风雪战斗时的表情(好几本小人书里,宋惠玲的故事都和她们的并列编在一起),一只手紧紧抓着一本毛主席语录。

我和伙伴们经常去河边玩,她们最初说起宋惠玲的时候,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英雄人物都是光芒万丈的,怎么可能轻易地在我们身边就出现一个呢?但画片是真的,那么多的书也是真的,时间地点姓名都对。有一次我还被带进河边的一个树林里,柳树长得弯弯曲曲的。在一个乱七八糟的石头堆前,有人凑近我的耳边说道,“这就是宋惠玲的坟。”我掉头就跑,宋惠玲在那个时刻丧失了英雄的形象,变成了游出水面回到人间的女鬼,摇曳的柳树枝是她的头发和手臂,为了躲避这些柔软的纠缠,我恨不能也一下子跳到河里去。

不管有没有宋惠玲,也不管有多少人死去,我们还是经常去河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童年是很难绕过河边的。“宋惠玲真的那么爱毛主席吗?”疑问是后来想到的。我自己是绝对不会为一本书跳进河里的,毛主席远在北京,而河水很近,对眼前河水的恐惧当然要比对遥远的毛主席的爱更来得强烈。我没想到答案那么容易得到,“那本毛主席语录里夹了五斤粮票。宋惠玲怕回家挨爸爸的打,才跳进河里去的。”“那宋惠玲怎么还成了英雄呢?”我问。“那些写书和画画的人不知道毛主席语录里有粮票的事儿呗。”

王长荣

在流行光荣榜和大红花的年代,我的个头儿一直都很矮,对戴着红花的人物,必须是仰视才能见到。在光荣榜上面,王长荣头上顶着矿灯,脖子上系着白毛巾,身上穿着工作服,他的照片在光荣榜上面比其他劳动模范的要大上十几倍,胸前的红花也比别人的大出同样的倍数。

每天上学的时候,我都要从王长荣的照片前面经过,久而久之,对这个从未见过面的人,好像熟悉得不得了。

如同他的名字一样,王长荣二十年来始终是光荣榜上的常青树。劳模的规格也比较高,他是全国劳动模范,经常到北京开会。每次开会回来,他下了火车便直奔井口,换了衣服下井,在掌子面上工作十几个小时以后再回家。他虽然经常出去开会参加活动,但工作仍然比普通工人干得多,劳模是当之无愧的。

煤矿里经常出现或死或伤的事故,工人们到了几百米有时甚至是上千米深的地下,就像飞到几千米高空的飞机上的乘客一样,“听天由命”的分量变得格外地重,作为名人的王长荣在我的记忆里,似乎与灾难从来没搭上过关系。虽然他也和其他的矿工一样在暗无天日的地方工作,但他的身上似乎有光环围绕着的。

在我长大以后,看到媒体大肆宣扬某个模范人物时,脑子里就会有个弹簧那么一弹,王长荣像从升降机里从地下上来一样, 从陈年旧事中出现到我的眼前。徐虎、李素丽都曾唤起我对王长荣的记忆。还有一次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工人开矿得了矽肺却得不到赔偿的报道,当时忍不住在心里计算了一下,王长荣在井下工作了一辈子,他肺里面含有多少煤粉?

在计划经济时代,王长荣做了几十年的模范人物,他退休以后赶上市场经济时代,他的儿子承包了煤窑,当起了煤窑主,王长荣是现成的技术指导。王长荣与煤的关系似乎具有特殊的魔力,那么多的私人煤窑,数他们家的煤质好、产量高,煤对王氏父子而言,是真正意义的“黑金”,几年之内,他们便有了几百万的家底。王家有了钱,跟着有了房子车子,不久,王长荣的儿子儿媳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了。

王长荣再一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在很多人看来,一个劳模儿,家里有那么多钱是很不正常的,所以才出了意外。

丁婶

丁叔丁婶是山东人,“闯关东”时来到东北。没什么文化的丁叔当了一辈子矿工,老实得要命,我们两家做了好多年邻居,我听他说话也不过三五句,而且都是用来训斥孩子的。丁婶的话比丈夫多些,但也远远算不上唠叨,一口山东腔。她留着齐耳的短发,穿灰色的衣服,不好看也不难看,整天忙乎着。

每当传来井下出事故的消息,丁婶就会变得很紧张,扔下手里的活往井口上跑,头发都飞起来了。丁叔是个很有运气的人,好几次大难不死。有一次井下塌方死了不少人,只有他和另一个工人幸免于难。

丁婶也干着很辛苦的工作,她在洗煤厂当工人,三班倒,经常半夜爬起来去上班。洗煤厂离住宅区很远,腿脚利索的人也得走半个多小时,其中有几段路特别地僻静,难免会发生些意外的事件。

有一天夜里,丁婶在上夜班的路上被人奸污了。她把事情讲给丈夫听,两口子打了起来,闹得邻居们都知道了。那一段时间大人们的表情很微妙,没有人指责丁婶的不是,甚至没有谁提到丁婶的名字,成为大家谈论焦点的是丁婶上班的路线,以及以往在那条路上发生的那些意外事件。

后来,又发生了别的事件,丁婶身上发生的事情就变成了往事。

陈大夫

陈大夫和我们家很熟,所以,连我们这些晚辈都知道她是陈大夫的情人。

陈大夫提前从医院退休,开了一家个体诊所,他把她安排在自己的身边,像从前在一个医院里一样。常去诊所的人,差不多都知道她和陈大夫的关系。或许是因为两个人的年纪都不算小了,还保持着这样的关系,人们的目光里难免有特别的意味儿。但他们似乎并不在乎,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配合得天衣无缝。

陈大夫的妻子也整天在诊所里忙碌(诊所和家是由一个小院落连在一起的),在旁人看来,她的存在使得诊所里的情感变成了有趣的三角关系,但她自己显然对此不以为然。她忙于应付具体的事情,除了照顾病人外还要做饭洗衣,对身边男医生和女护士之间的暧昧关系仿佛熟视无睹。中午陈大夫午睡的时候,她还和她坐在空病床上,一边打毛衣一边说说别人的闲话。

有一次在家里谈起爱情的话题,和往常一样,又有人提起陈大夫。说前阵子陈大夫生病卧床,诊所由陈大夫的妻子临时照看,有一天中午,刚好有人来送药,她和护士一起整理了一会儿药箱,把剩下的活儿交给护士,回到后面做饭,饭做好后把陈大夫扶到桌边。陈大夫见饭桌上缺了人,立刻摔了筷子,拍着桌子气势汹汹地对妻子强调,“我还没死呢!”他的妻子什么也没说,起身去前面诊所把丈夫的情人找到后面来吃饭,她自己去清理剩下的几箱药。

张福

张福是个农民。一到冬天,他棉袄外面套着羊皮背心,在公路上赶着一辆小毛驴车捡牛粪马粪。

不光是我,很多人都认识张福,大家说起什么事情时,都会很自然地提到他,比方说谁谁的自行车在路上摔坏了,轮子飞了出去,差点儿被张福的驴踩到之类的话。张福从来没成为过话题中的主体,他是作为某种参照物存在的。张福为大家所熟识,就好像路边的某间房子、某棵树那么自然。

但张福毕竟是张福,作为生命个体,谁都可能做出点儿出人意料的事情来。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张福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了一段时间,三年或者五年。然后在全国范围内的一次扫黄活动中,他,连同他所管理的一个地下妓院被清查出来。

张福养着十几个女人,那时还不时兴夜总会、桑拿浴、洗头洗脚屋之类的地方,那些女人平时就耗在张福的几间空房子里,张福和顾客谈好了生意后派人把她们叫出来。其中有一个我认识的女孩子,长得病恹恹的,看人的神情很高傲,据说她在那伙儿人里面最年轻,价钱也要得最高。

张福被抓以后,沉默了好几天,后来才开始交代。他不说则已,一说又吓人一跳。他没有凭借任何文字记录(据说他是文盲),却能把几年之间所交易的情况一项一项地讲出来,时间、地点、人物、价钱,甚至当时的天气,他都能讲得丝毫不差。

一大堆名字被抖搂了出来,其中不乏有头有脸的人物和一些五六十岁已经儿孙绕膝的长者。很多家庭闹得鸡飞狗跳,寻死的事件也发生了好几起。据说张福待在里面日子倒过得很从容,他说我这一辈子能干出这么大一件事儿,死也值了。

姨婆婆

小姨的婆婆在我看来并不刁钻,她是一个宽脸盘的老太太,嘴里剩下三五颗牙,说话的声音含混不清,吃一顿饭要用平常人三顿饭的时间。小姨很不耐烦她,言语行动都表达得直截了当。姨婆婆对儿媳妇的摔摔打打很会装聋作哑,活了一大把年纪了,什么事早都看开了。

小姨其实也不能算是虐待婆婆的儿媳,好吃的好喝的,她一样儿也不短婆婆的,而且据她抱怨,当年她刚结婚过门儿时,受了婆婆数不清的气。

有一次小姨出门,在我们家所住的城市里转车,晚上吃饭时,话题说到姨婆婆的身上,小姨照例表达了一番对她的讨厌,然后说起前一阵子时,姨婆婆半夜里煤气中毒,她爬起来把她拖到外面的雪地里,好一阵子忙活才把她抢救过来。“当时假装不知道就好了,反正她都八十多岁了,死了不是更省心?”

大家都不把小姨的话当真,但父亲的脸整晚沉着。他是个孝子,最恨人不敬老。小姨走了以后,他很不高兴地对妈妈说,“她说的那是什么混账话?怎么可以这么做人?”

就像老天爷在开玩笑,小姨刚走,一封电报拍到我们家,姨婆婆去世了。当时小姨不知道这件事,三天后她出门回来又在我们家等候转车时,听到了消息。整个晚上,小姨没说一句话。

第二天一早,父亲陪小姨回家。一直到丧事料理完,他才回来。

“小姨回到家后,是怎么样的反应?”我问父亲。

“没下车就哭起来了,下了车往家走的一路上,更是哭天抢地的,没等进门,已经有人听见声音迎出来了。”父亲停顿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她是真的很难过。”

“姨婆婆还真会挑时候啊。”我知道不应该,但还是忍不住笑了。

姑妈

我十二岁那年,姑妈一家四口从外地搬来我们家附近。

说是姑妈,其实也没什么血缘关系。但我们两家相处得很亲近,姑妈偶尔在我们家住的时候,大人们总是聊天聊到后半夜。他们以为我睡着了,言谈不大顾忌,我才知道原来姑妈不能生育,表姐表兄都不是她生的孩子。

后来出了一次严重的车祸,姑父一条腿残疾了,侥幸生还,姑妈却当场丧命。我望着遗照上的姑妈,发觉她是一个目光异常温柔的女人,那一刻的悲伤,直到如今仍然找不到恰当的言语形容。

大学毕业那年夏天, 我坐火车回家看望父母,在卧铺车厢里,我上面的中铺是一个老教师,大概是懒得爬上爬下,她坐在我的铺位上和我聊天,起初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后来她提到她住的地方,我愣了一下,我说我姑妈以前也在那儿住过。她问起姑妈的名字,我说了,她拍起手来,原来她们竟是认识的,而且是邻居。

“你知道你姑妈是不能生育的吗?”老教师问我。我说知道,实际上,姑妈对表姐表兄,比亲生的孩子还要好。老教师也说姑妈是个很善良的人,“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结婚没几年,做梦都想生个自己的孩子。”她接着说道,“我安慰她,说以后会有孩子的,让她不要着急。过了没有两个月,有一天我见到她,她喜洋洋地对我说,‘我怀孕了’,那个月整天她想吃酸的,看见油腻的东西就吐。过了几个月,她的肚子鼓了起来,而且越来越大,见到她的朋友邻居们都恭喜她,十个月过去了,孩子没生,十二个月时,她去医院看医生,医生仔细给她做了检查,说她根本没怀孕,肚子里面其实是一股气。医生说完那些话的第二天,你姑妈的肚子真的就像泄了气的球一样,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那以后,你姑妈再也不提想生孩子的事儿了。”

莽林·箱子·针

七个人,说同一件事:年轻的武士带着妻子,在林中遇到一个强盗,强盗垂涎那妻子的美色,把夫妻二人分别诱骗进入到一个竹丛杉树混杂的莽林中。故事的最后是武士死了,妻子不见了,强盗被抓住了。

小说的前半部分由四个人的证言组成:砍柴人,行脚僧,捕手,老婆子(她是武士的岳母)。他们分别介绍和证实了武士、妻子、强盗的身份,以及他们的性情;后半部分,则由三个当事人,说起了莽林中发生的事情。武士金泽武弘已经身死,他是借巫婆之身还魂来到人间的。

同一个莽林,三个主人公说法儿各不相同。一个简单的故事被叙述得扑朔迷离,引人入胜。强盗多襄丸知道自己难逃劫数,人之将死,其言也真;武士的妻子真砂承认自己被强奸和杀夫的事实,等于把自己置于了最黑暗的结局中,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更值得她去掩饰;武士金泽是一个死人,谎言更加没有必要。

他们都没有理由撒谎,但谎言显然是存在的。日本年轻而天才的作家芥川龙之介用“莽林”布了绝妙的一局,探讨人性,也考验读者的判别能力——他们为什么撒谎,我们可以相信谁?

“莽林”,是个很有意思的空间,品种丰富的树木,多姿多彩的植物,昆虫、鸟、小动物,偶尔有野兽出没,或者还有溪流、山涧,清风流转,空气芬芳,各种声音起伏交错,既荒芜又繁荣,既闲淡寂寞,又杀机四伏。

恰如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做过十年的文学编辑,认识一些作家,但平时接触更多的是作者——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自己拥有一个“莽林”,并为发生在其内的故事激动不已,不把这些故事诉诸笔端他们坐卧不安。

我听了很多故事,读到的当然更多。总结起来,大致可用“爱恨情仇”来概括这些故事。那些不满足于信件或者电话交流,直接来编辑部的人,常常比他们带来的故事更有故事性。

一个女孩儿跟我诉说她的文学梦,她每天少吃一顿饭,省钱,但仍然买不起书或者杂志,但她情愿花几百块钱加入某个“协会”,并且展示了几个证书给我看,再没有什么能比那些证书更能证明这些证书的毫无价值了。女孩子二十好几了,没有温饱的生活,没有工作,没有男朋友。她生活在自己的精神“莽林”里,为自己的不庸俗沾沾自喜。我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在我看来,她的作品至少在几年之内不具有能 “沉默中爆发”、让文坛眼前一亮的可能性,但是,我凭什么就确定她的“莽林”价值寥寥?谁敢说那里永远是荒树杂草麻雀,不会蹿出头老虎或者雄狮?

还有个女孩子,跟我见面一分钟后就像我们认识了一辈子似的。她自认为是个大作家,她描述自己的写作时几乎带着一种愤怒的情绪,她的才华多到她不得不提笔写作,以便把它们疏导出来一部分,让她的身心能松快松快。她离开以后,编辑部的同事们笑得要死,把我们刚才的对话当成相声听了。我没再见她,写了封信退了她的小说。她打电话给我,质疑我看稿子的眼光,“你错过的是萧红和张爱玲。”

还有个男的,算是半个朋友。写稿速度之快令人称奇,他带着儿子来编辑部跟我谈文学,他的小说里面充斥着日常琐细:吃饭,吃的是什么饭;穿衣,穿的是什么衣;睡觉,几点睡的,是一下子睡着还是躺在床上想了会儿事儿然后才睡?他给我讲他的人生经历,事无巨细,娓娓道来。这又是一个让我不知道如何应对的人,他凭什么认为他的一草一木不是奇珍就是异品?他的自信从何而来呢?

同样是故事,同样来源于生活中,马尔克斯在一篇名叫《圣女》的散文中提到一个叫马格里托·杜阿尔特的男人,他原本是个很普通的市民,十八岁时,娶了一个美貌的姑娘结婚。没过多久,那姑娘就在生第一个女儿时撒手人寰。他们的女儿长得比母亲还要美丽,但是七岁时也患严重的热病死去了。十一年后,由于一个迁移计划,马格里托·杜阿尔特和其他居民一样,必须把亲人的遗骨挖出来迁到新墓地去,奇迹出现了,马格里托·杜阿尔特的妻子已成为黄土,但他女儿的尸体却完好无损,打开棺木时,人们居然闻到了随葬的鲜玫瑰的香味儿,更令人惊异的是,那女孩子的尸体非常轻。这当然会引起轰动,连当地教区的主教也认为这样的奇迹应该提请罗马教廷裁决,于是,大家搞了一次募捐活动,让马格里托·杜阿尔特前往罗马为这桩事业去奋斗。

于是,马格里托·杜阿尔特上路了。他在接下来的二十二年里,带着装着女儿遗体的箱子在罗马四处奔走,五位教皇先后死去,他却仍然在等待。

我的写作是如何开始的?是从对阅读经典作品的激动愉悦中开始的,还是对那些千篇一律的自然来稿的厌倦无奈中开始的?当我发现自己提着箱子,像马格里托·杜阿尔特那样走在路上时,我已经写了几个短篇小说了。

最初的创作经历是令人愉快的。那些故事就像《圣女》里面美颜永驻的女孩儿和鲜玫瑰的香味儿,它们出现在我的笔端,仿佛一个神奇的世界给我发来了密语。我恍然发觉我也有一个莽林,鸟语花香,惊喜暗藏。时不时地,我像旅行者一样去这个莽林里溜达,不断地跟我以往的生活——那些已被淡忘掉的人物和事件——邂逅,它们的面目有些改变,这是当然的,因为我不再只是故事里的人了,我同时变成了审视故事的人。

我想起跟我曾住过同一个病房的女人。她生着奇怪的血液病,嘴唇指甲都是紫色的,她花费了几年的时间奔走在国内最好的几家医院(她伸着指头数自己去过的大城市,像个小女孩儿)。她的到来总能引起些轰动,她的病太特殊了,具有标本性,作为病人,她的待遇比其他人稍好些,医生专家对她进行过几次大型会诊,一管又一管的血从她的身体里被抽走。她最后放弃了治疗,那些医生虽然有很大的兴趣研究她的病症,但他们也承认对她的病,他们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再说也没钱了,她的单位同事因为她,已经好几年没拿过奖金了。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个婚礼上,凑巧碰上了,她穿着漂亮衣服,兴高采烈的,似乎她就是下一个新娘,婚礼过后不久,她死了。

我也想起我的表哥。他不好好上学,时间多用来习武、画画,或者钓鱼。我记得挂在他房间的一幅水彩自画像,蓝紫色的色调,他的目光不像个十七岁的少年,倒像个中年男人。他的九节鞭打得非常好,在他死后第二年,我坐在电影院里看《少林寺》,我想,如果我的表哥还活着,会有多少女孩子为他着迷啊。

高中时候我们年级文科班有个女孩子,说话慢声慢气,像林志玲,她的娇嗲劲儿也像林志玲。好多男生追她,在我们女生眼里她的形象可不怎么样,做作、矫情,把自己当成了公主。高中毕业以后我再听到她的消息时,她已经是个“名人”了。她结婚后,生了一个智障的孩子,老公弃家离开,她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历尽千辛万苦,演绎了电影《漂亮妈妈》的现实版,她的故事因此上了CCTV的《生活》栏目。

太多的故事,太多的人,“莽林”的容量让我吃惊,我开始理解那些作者了。他们的箱子里纵然不是洋娃娃般的少女和神奇的随葬玫瑰,至少也被他们自认为是野生人参或者熊掌虎骨,当他们打开箱子的时候,会吸引众多的目光,引发惊声尖叫或者会心的微笑。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写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每篇小说的写作过程,都是一次在莽林中的旅行。每次我都以为我走遍了莽林的角角落落,但下一次再进去,如果有足够的耐心,我知道,仍然有新东西可供发现。

有一些时候我并不想寻找什么,不想和某件往事或者某些人邂逅,我来到“莽林”,只是散个步而已。我发现,拥有一个“莽林”并不是写作的全部理由。就像至少需要一个死去多年美貌依旧的女孩子以及鲜玫瑰的香味儿,才能促使马格里托·杜阿尔特提着箱子上路,去向教皇征询这是否是神迹显现。我的写作也并不像我最初认为的那么自然而然,那么顺理成章。

阿加莎·克里斯蒂经常在她的侦探小说里面强调,破案的线索就像稻草里面的针。如果生活可以用一堆稻草来形容的话,促使作家写作的重要理由可能就是稻草里面有那根针。

这根针的重要性通常跟它的体积成反比。我们可以用这根针挑出扎进身体里面的刺,可以用这根针缝缝补补,也可以用这根针来绣花。更有趣的是,这根针,也是根“刺”。

我们身上总是有些刺的。有些刺你知道是什么时候、怎么刺进身体里的,而有些你则不知道。这些刺是孤独、愤怒、伤痛、恐惧、绝望(诸如此类的词可以一直排列下去),写作的过程就是把这些刺挑出来,细细研究的过程。

读初中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喜欢用抽耳光来处罚学生的错误行为,大部分受罚的是男同学,但偶尔也有女学生未能幸免。她做这些事情总是当着全班五十多个同学的面,她的耳光因此也不仅仅是抽到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脸上,而是抽到了我们所有学生的脸上。和其他同学一样,我讨厌她,也怕她,我很努力地学习,在她教的科目里面取得好成绩,好成绩是我用来逃离伤害的道路。

我现在的年纪跟她当年教我们时差不多,如今我再想起她,想的不再是她的行为,而是她行为的源头:这个女人为什么那么暴力?她的生活中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痛苦吗?她的童年经历过难以启齿的伤痛吗?她的婚姻不幸福吗?社会给了她什么,她身边的人又对她做了什么,让她一次次地对学生们稚嫩的脸蛋扬起手掌?!

同样是在初中,我们班上有个女同学,初一的时候,成绩是年级第一。有一天她突然没来上学,接下来的一个月,她也没来。放暑假的第一天我们去看她。发现她的家离学校很远,要走一段很长的山路,那条路上大白天的阒无一人。到了她的家里,我们几乎认不出她了,她的头发剪成了男生的样子,人胖了好多,眼神迷乱,被绑在一棵树上——她疯了,不是打人就是砸东西。没人能说得清,一个月前放学的路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看不出青春有多少美妙之处,相反,青春期就像莽林一样,埋伏着陷阱和危机,充满了暴力和死亡。一步行差踏错,一生满盘皆输。我并非刻意在我的小说里面加入死亡,那些死亡原本就在那儿,我写出它们,是试图从对它们的恐惧中逃离,正如杜拉斯在韶华已逝的暮年写出《情人》那样晶莹剔透的爱情故事,擅长塑造硬汉形象的海明威无力面对疾病的痛苦,给自己来了一枪;我猜想歌德也是出于对死亡这个未知世界的恐惧,才写了《浮士德》的,和未知比起来,有具体内容的地狱可怕但尚可忍受,更何况,他还把自己安排进了天堂。

从现实生活的困窘、伤害以及恐惧中逃离,是每个人的梦想,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道路。作家在这方面是幸运的,文学是我们了解伤痛、分析伤痛、理解伤痛最好的途径之一。仅仅凭这一点,选择写作的理由就已足够,更何况,写作还有另外一些时刻——用针来绣花的时刻。一针一线缝绣制作的过程固然枯燥、焦灼,可当你在白布上面看到飞鸟和花朵,看到“莽林”,那一瞬间喜悦的浓度和纯度,会变成一盏水晶灯,照亮生命。

有句土耳其谚语是这么说的:“用针来挖井。”

土耳其作家奥·帕慕克说,用针来挖井的人,就是作家。

自己的江湖

我读的第一本武侠小说是《玉娇龙》。时间是1982年左右,很震惊。还记得小说里有一个细节,玉娇龙在床上背对着碧眼狐狸躺着,碧眼狐狸看她睡着了,在房间里四处巡视,待她做完小动作,不经意间转过头来时,发现玉娇龙已经是正对着她躺着了,却仍然摆着沉睡的姿态。碧眼狐狸着实吓得不轻。

小说里面这种浪漫奇诡的地方不可胜数,让我在阅读中产生异样的欣喜,武侠世界宛若一卷大幕,在想象的空间里徐徐铺展开来。其后两三年过去了,《少林寺》之类的电影开始席卷中国大陆,《霍元甲》《陈真》也随之跟进,成龙李连杰洪金宝这些明星深入人心,连在美国成名久矣的李小龙电影也咸鱼翻身,火过之后,重新再火。

少年时候看多了武侠小说,我经常希望或者说几乎可以确定,有神秘的人物会在某一天忽然来到我面前,把我带到一个神秘的地方,几年以后我重新回到这个世界,那时,我已经身怀绝技。在平常的日子里,我是最平常的人,可以被人忽略,偶尔也被别人戏弄嘲笑,但是一旦出现了险恶的情况,我会从人群之中像神仙一样飞出来,从腰间抽出一条软软的像绸带子一类的东西,迎风一抖,它就化为干将莫邪一类的宝剑。

后来我发现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想法,比如说古龙。他的梦做得更加庞大,也更加邪气逼人,在他面前,如果我是个手握柴刀摆出日本武士状的樵夫,古龙就是双手倒背眼皮都懒得抬一下的西门吹雪,万万想不到在胡思乱想这样不务正业的事情上,也能让人分出如此的高低上下来。还有金庸和梁羽生,自然也是大家,是教主、掌门级的人物。

武侠作家用梦想构筑了一个江湖,给电影电视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和好莱坞的超人、蜘蛛侠,乃至于007这些个人英雄比起来,中国的武侠营造了一个独立的世界。它的影响之深远,远非普通的文学作品能及。我们不是已经很习惯于提起韦小宝、令狐冲,或者楚留香、陆小凤、白发魔女了吗?这些虚构的人物借助小说、电影和电视,已经相当真实地在现实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了。

虚拟世界的江湖和现实世界的江湖,既对立又统一。“江湖”不是江和湖,不只是江和湖,而是和想象力同样广阔的空间,现实生活中的险恶经常在这里出没,孤独寂寞的情感也如流水傍青山,日夜不息。在这里可以行侠仗义,也可以儿女情长。每个人涉及江湖,都可以得出完全个人化的结论,或者思索。在王家卫拍出《东邪西毒》的那个江湖中,李安拍出来的是《藏龙卧虎》,吴宇森拍出来的却是《喋血双雄》和《纵横四海》,更别提超级无厘头周星驰了,他演绎的韦小宝和孙悟空前无古人,二十年之内估计也难有后来者能与之匹敌。

也有一些不那么令人耳熟能详的。比如鲁迅先生的《铸剑》。眉间尺的父亲是著名的铸剑师,奉命铸成雄雌两剑,“纯青的、透明的,正像两条冰”,铸剑师自知名剑铸成之日,便是自己性命归西之时,留了雄剑在家,嘱咐妻子待儿子长大成人后替他报仇。果然不出所料,第一个用血饲雌剑的人便是铸剑师自己。眉间尺长到十六岁,遵父母命去报仇,雄剑出世之时,“窗外的星月和屋里的松明似乎都骤然失去了光辉,唯有青光充塞宇内。那剑便溶在这青光中,看去好像一无所有”。眉间尺穿着青衣,背着雄剑,衣剑一色地出了家门,行刺时却成了周星驰版的刺客,刚走了五六步,就来了一个倒栽葱,等他起身,机会也错过了。还是一个剑客有心帮忙,用眉间尺的头和那把雄剑做饵,设计刺杀了大王,替他了结了复仇的心愿。

余华也写过一篇《鲜血梅花》,主人公阮海阔和眉间尺是一样的性情优柔,也一样在母亲腹中便肩负着为父报仇的使命。阮海阔的母亲为了鼓励儿子,放火烧了三间草屋,了断了自己的性命,也了断了他的退路。阮海阔背着梅花剑开始了浪迹天涯寻访仇敌的生活,他没有能力报仇,梅花剑在他肩上,随着他的奔波已经生出了斑斑锈迹,但他通过两次阴差阳错的经历,却间接地利用黑针大侠和胭脂女的力量杀死了自己的仇敌。

两个背景相同的故事,生成两篇风格迥然的小说,但同样地意味隽永。在李连杰和林青霞联袂主演的电影《东方不败》中,令狐冲有意要退出江湖,好像是任我行吧,说过那么一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的确如此。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但每个人也都同时拥有自己的江湖。

时光的化骨绵掌

1996年的冬天,我带了四篇小说去见宗老师。那时候,我已经当了一阵子文学编辑了。我认识一些作家,我还给很多作者写过退稿信——那是我非常不擅长的工作,在断定别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与怀疑自己的判断之间,至今我仍倾向于后者——我退过一些好小说,那时候我对好小说知之甚少;我还曾经编过一篇小小说,除了原作中的三句话,我把那个小小说重写了一遍,因为主编告诉我,这篇小说的作者是全编辑部的朋友,你必须把它调整到能发表的程度。我这样做的结果是,那位朋友有两年的时间不再给我们杂志投稿了。

相对于创作我更喜欢阅读。尝试写作就仿佛开长途车时,在休息站停下来,喝杯咖啡,随便聊几句。我不知道什么是好小说,但我想,宗老师是知道的。于是我带着刚写的小说去找他。显然,我的小说篇幅——每篇五六千字——让他觉得有些短,但他仍旧建议我说,你回去把小说里面所有的废话都拿掉,然后再拿回来。我把小说带回去,逐句逐句地把废话剔掉。修改之后的小说皮包着骨头,为自己居然甩掉了那么多的废话吃惊不小。

那四篇小说中的一篇发表在1996年12月《作家》的吉林作家专号上面,另外两篇1997年5月发表在《作家》的“青年作家小辑”专号上面,那期其他的几位是李洱、毕飞宇、刘庆、陈家桥。还有一篇发表在1997年《花城》的三月号上,小说只有四千多字,可能是《花城》发过的最短的短篇小说。同年我还有一篇小说在《收获》上发表,那篇小说引来了两位年轻导演的注意,差点儿拍成地下电影。

人生的历史是关键时刻的历史,但我们并非总能意识到哪些时刻是关键,甚至是神奇的。1997年我不知道自己已经坐上了一辆马车,慢慢地进入中国文坛,我所知道的是,我每写完一篇小说,都觉得这是我所能写作的最后一个故事。我对自己的定位始终是:我是一个热爱读故事的人,写作不过是票友偶尔亮亮嗓子。

1998年我写了三篇小说,其中有一篇跟另外六位70后女作家一起刊登在《作家》杂志七月号上。那期杂志的刊出是一场雷阵雨,还是出太阳落雨的那种雷阵雨,我,我们,被淋得透湿,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而注意到我们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认为我们是为了引人注目故意把自己淋湿的。

有对老夫妇过着幸福的生活。有一天,老太太送老头子出门,他们准备用一匹马换点儿更好的东西回家。老头子看见了一头牛,他觉得牛很不错,可以犁地种田,于是用马换了牛;又走了一段路,他看见一只羊,他想,如果有只羊,每天就有羊奶可以喝了,于是他用牛换了羊;接着,他注意到一只可爱的鹅,他又用羊换了鹅;再接下来,他看到一只母鸡,每天有鸡蛋吃的念头再次征服了他,他用鹅换了母鸡,他抱着鸡,真是高兴啊,他看见一个人背着个麻袋,他问,这里面装了什么啊?那个人说是烂苹果。老头子想他们很久都没吃过苹果了,哪怕是烂的。他当然要用鸡把这袋烂苹果换来了。他换了这么多东西,实在累极了,就找了个小酒店喝点儿东西歇歇脚。有人闻到麻袋里面传出来的味道,问老头子那是什么。老头子就把自己一路换东西的事情讲了一遍,酒店里的人笑翻了,那几个搭讪的人把兜里所有的金币都拿出来,打赌老头子回家后会遭到老婆子的训斥。老头子带着这几个人回了家,他把过程给老太太讲了一遍,每换一次东西,老太太都连连点头称是,到最后看见那袋烂苹果,老太太高兴得拍起手来了,“哎呀,太好了!”老太太说,“刚才邻居还笑话我们家穷得连个烂苹果都没有,结果我们有一麻袋呢!”

我也经历了老头子这样的过程,不断地努力从生活中感受、领悟些东西,把它们换成文字里面的故事,从马、牛、羊,到鹅、鸡、烂苹果,每交出一篇小说时我总难免要想,我还剩下了什么呢?哪部分生活——我的,或者我看到,听说过的——仍然可供挖掘改头换面写进小说里去呢?

生活曾经是广阔的,就像信马由缰,但随着写作时间的增加,变成了牛犁地时的田野,进而萎缩成一个羊圈,羊圈再变成院子,那只母鸡因为下蛋,恐怕是要被关进笼子里的。写作就是这样一路把自己关进了笼子里面。但进了笼子并不意味着能下蛋,没有人能对想下蛋但下不出来的痛苦、困扰体会得比作家更深刻。

当然,并非没有回报。就像老头子最后意外得到了金币一样。我也得到了很多东西,尤其是在精神层面上,我差不多有了一个花园。我热爱花园里的一草一木,哪怕它们被斥以平凡、愚钝,我仍然为它们郁郁葱葱的本身感动不已。

写作十年,我的生活如今可以用“沉静”来形容。我的写作始终不能——我也不想——把“超越”、“理想”、“崇高”之类的词具象化。对我而言,写作更像是一个可以独处的房间,能让我看看树,看看天,无所事事。

我结束了十年的文学编辑生涯——过去的蜘蛛网般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以及他们的作品,如今变成了星座图标,从我的生活里隐退,一下子退到了天空上。偶尔我在一些网页上看他们很热闹地讨论,或者争论某种现象或某个问题,那么激情洋溢,相形之下,我就像个袖手旁观的老人。

闲着读书。

读好玩儿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谋杀案读得最多,久而久之,变成读者侦探,每次读新书,没到三分之一便开始破案,猜对的机会居然也有三成。多么希望自己七老八十的时候,能像马普尔小姐一样睿智,住在乡下,但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性。相对阿加莎,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写得太密集了,有点儿让人喘不过气来,而且太影视化。而《哈利·波特》就活泼得多了,读过好几遍仍然觉得津津有味儿,跟孩子抢书看的成人肯定不只我一个,擅写恐怖小说的斯蒂芬·金给读者介绍图书时,J.K.罗琳占了五十席中的三席呢。不过同名电影拍得实在太难看了。也读正经书,但很少,读烦了就换亦舒,我从少年时,一直喜欢她的幽默感,三行五句就能让我笑出来,比如说,她给已婚现代职业妇女下的定义是:事业有成,自备妆奁,兼夹生儿育女,不辞劳苦,还要长期维持身光颈靓,以壮门楣。她还说,如果真爱上一个人,会浑身痛楚。偶尔遇着点儿什么事儿,想想她的话,倒真贴切。

我的生活清静悠闲,春天的嫩枝新花,夏天的电闪雷鸣,秋天的寂寥缠绵,点点滴滴都留意得到。好在,眼光虽然细致入微,心情却没有病态,以至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2004年我发表了三个短篇小说,但只有《霰雪》是在2004年写的。那篇小说很短,六千多字。小说里面的廉建军就像是我,看着朋友带着恋人回来,又是秧歌又是戏,热闹非凡,而那些说起来有意思但听上去并没什么大意思的冒险、旅游、恋爱,跟廉建军(以及我)是隔着一层玻璃的,跟我们一点儿也不息息相关。有关系的是,我的躲进小房间只管自己高兴,管他春夏与秋冬的生活态度被下意识地带进创作中来,当我站在小说之外看廉建军时,发现他是如此寂寞、沮丧,那些画在幼儿园白墙上面的蓝天白云、绿树红花并不能安慰他,异性倾慕的目光也不能安慰他,他处在生命中一段缺少色香味的特殊时期,处于感觉的冬季,春风夏雨秋阳的生动鲜活,于他,不是切肤之感,更像是一出戏剧的背景。

2005年我仍然只写了一个小说,不过,这次是中篇,名字叫《桃花》。此时此刻,看这篇小说,我很有意思地发现,小说里面的夏蕙,由起初的旁观者——被动地观赏着季莲心多姿多彩、某些方面又颇让人寻味的生活——慢慢地变成了参与者,虽然她的两次爱情都以失败告终,但,毕竟,她和季莲心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在两次恋爱中间,她所经历的喜怒哀乐要比季莲心来得更细腻更丰富。尤其重要的是,她在结尾处拿起了刀,给季莲心来了那么一下子。这种告别的方式有些惨烈,但我喜欢里面的果断。

2006年还是只有一个,《仿佛依稀》。小说跟现实生活中的故事没什么关系,但二者都跟生命有关。生命是如此可贵,在它面前,仇怨会稀释、消解,而沉于河沙之中的爱,却会被淘洗出来。

死亡是单纯绝对的,或者说,必然走向单纯绝对。而活着的人,仍然矛盾重重,进退维谷。

就像小说里面的梁赞和新容。

就像爱情。

2007年是《彼此》。我终于承认,时光的化骨绵掌早就拍打在我身上,我们看上去从容安详,成熟稳重,但我们心里明白,毒液早已经丝丝缕缕渗入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它们消灭了天真,留下了痛楚。老头子费时耗力,用马换了一堆烂苹果,但没有人会为此付给他金币。

没有关系。

我们中毒的同时也学到了一些东西,不是吗?就像艾吕雅的诗:“翅膀又找到高树/树叶又重见彩云/每朵花都有自己的太阳/每张脸花儿似的开放/寂静金秋的品性/寂静歌声自我遗忘/继而白雪之钟/为秘密的腊月敲响。”

我们面对烂苹果时用不着沮丧,我们可以拿苹果来酿酒,而这酒一不小心,没准儿就变成解毒的灵丹妙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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