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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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07-27 20:07
干校札记
 
 


作者:徐方
简介:市场上罕有的深度干校历史亲历记,以身边人的身份,大量披露顾准、俞平伯、何其芳、吴敬琏、吕叔湘、丁声树、陆志韦、巫宝三、骆耕漠、陈瑞铭、张纯音等学部知识分子干校生活的一手材料和珍贵内幕。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书号:9787218105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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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07-27 21:01

第一卷 干校札记 第1章 整装待发

  杨绛先生三十多年前写了《干校六记》。当年我也去了同一所干校——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那时我只有15岁,跟随在学部经济所做研究工作的母亲一起下放到那里。当时经济所聚集了一批中国顶尖经济学者,包括顾准、骆耕漠、巫宝三、吴敬琏、董辅礽等,前后长达两年的干校生活,让我有机会同他们近距离接触。更由于母亲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时常将她对许多人和事的真实看法告诉我,或讨论或指点,使我受益良多。直至今日,当时的一些所见所闻仍历历在目。

  干校到底是什么样的,如何定义其性质,至今莫衷一是。我曾在博客中贴出《“文革”奇遇:认识顾准》一文,马上就有人跳出来反驳:“胡说八道!干校是保护干部的地方,他们在那儿很少干活儿,也没有批斗会,个个养得白白胖胖的……”这种说法令人啼笑皆非。幸好还有一些当年一起下干校的人健在,质疑者可以看看上海电视台制作的专题片《顾准》,听听那些亲历者是怎么说的。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在世上的亲历者越来越少了。当时干校里的青壮年学员,如吴敬琏、赵人伟、张卓元等,如今都已80岁以上了。记得1992年,高建国先生为了写《顾准全传》,先后采访了60位顾准生前故知;可是到了2013年,上海电视台做专题片《顾准》时,仅找到三四位跟他生前有过密切接触的人。由此可见,记录干校生活是一项抢救性工作。作为亲历者,笔者感到有责任将当年所见所闻尽可能忠实地记录下来。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下面有13个研究所,外加一个情报研究室。母亲张纯音是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1969年,“文革”到了第四个年头,各个所的人都集中住在单位参加政治学习、搞运动。一天,母亲突然回家,说经济所已正式通知,11月16日下干校,地点在河南息县。

  下放动员提出的口号是“连锅端”,鼓励人们退掉房子,带上家属一起走。军宣队(即“文革”中进驻单位的军队人员)作动员报告时说:“你们这次下去是要扎根农村,在那里过一辈子,不回来了。所有的人都得去,哪怕你走不动了,用担架抬也得把你抬下去。”

  经济所统计组的李蕃老先生,年纪很大,头脑已经不清楚了,但也难逃一劫,以致他到干校后有两次把洗衣粉当成家人给他带的奶粉冲着喝了,险些闹出乱子。此乃后话。

  当时学部仅职工就有两千人,再加上家属,不能一下子全都下去,得派个“先遣队”打前站。那个时候全国学习解放军,各研究所都按军队编制,文学所是五连,经济所是七连。也不知是谁的点子,说:“既然是五七干校,就让五连和七连先去吧。”于是我们就先行了一步。

  下干校的过程很仓促,从正式动员到出发,只有短短10天。在此之前,父亲已带着哥哥去了位于黑龙江北安的水电部“五七”干校,家里只剩下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弟弟是弱智儿,不适合一起去,于是母亲赶紧找了一家帮忙照看。那年我15岁,已经懂事,知道要为母亲分忧,跟着她忙里忙外。

  经济所只为下放人员提供两项帮助:一是免费发放麻袋,二是提供存放东西的场所。对于我家来说,房子和家具都是从父亲单位租的,只要退掉就行。父母最看重的,还是那些书。我和妈妈手忙脚乱地把家里的书装进麻袋,然后用麻绳把口缝上,再用毛笔写上名字。一共装了十几袋,这就是当年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最重要的家当了。

  经过三年困难时期,母亲深知在艰苦环境下营养有多重要,而所谓营养主要还是蛋白质。她决定多带一些高蛋白、易存放的食品,差我上街买三样东西:奶粉、肉松、午餐肉罐头。

  我们的行李倒也简单,只有两只大箱子。每个箱子先以两层罐头铺底,然后再摆一层奶粉、肉松,最上面放衣服等杂物。外人除非翻箱倒柜,否则不会发现这个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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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07-27 23:16

第一卷 干校札记 第2章 初来乍到

  学部大院坐落在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1969年11月16日上午十点半,经济所和文学所全体下放人员在那儿集合,部分人还带了家属。大院主楼前的空地上,一下子来了几百号人,黑压压站了一大片。

  集合完毕,大家排着队向北京站进发。一路上有人敲锣打鼓欢送,可我们心里却惶惶然。家里的房子退了,从此五口人分处三地,天南海北。未来的家在哪儿?这一去要走多久?还能不能回北京?对于母亲来讲,最担心的还是弟弟。小小年纪智力又差,到一个陌生的家庭生活,他能适应吗?那家人会对他好吗?种种问题萦绕心头,沉重而茫然。

  “先遣队”兵分两路:五连(文学所)经信阳至罗山,七连(经济所)经驻马店至东岳。火车中午时分出发,次日凌晨三点多到达河南驻马店,七连大队人马在这儿下车。车站黑暗阴冷,所里几位“壮劳力”在昏暗的灯光下七手八脚从行李车上往下卸东西,然后装上卡车。人们所带之物五花八门,反正托运费由公家出,于是有人就尽量带,什么都不肯扔。居然还有带蜂窝煤和大白菜的,这可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公私分明”!煤和白菜是自己花钱买的,扔了可惜。至于是否值得花那么多运费运往河南,进而拉到干校,则不必考虑。

  陈瑞铭叔叔当时年轻力壮,膀大腰圆,大伙都亲切地叫他“狗熊”。可这位大力士硬是没拽动我们的箱子。他看了看箱子上的名字,跟母亲开玩笑说:“老张,你带的这是什么呀?这么沉!我可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了啊!”我们心里有鬼,不敢吭声。要是被人发现下放锻炼还带这么多好吃的,扣上一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帽子可不得了!

  其他人站在旁边闲聊。董辅礽叔叔大谈息县,说这地方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息国,有个息夫人。另一位叔叔说:河南古时候叫中州,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殷墟遗址就是在这里发现的,还有甲骨文……听这些大人谈话,觉得特有意思。好像他们不是去吃苦锻炼,倒像是去搞考古发掘。

  车装好后,天已蒙蒙亮。凌晨五点,人们爬上等在那里的几辆敞篷卡车。车上没有座位,我们只好站着,驶向目的地——息县东岳公社。

  河南的冬季阴冷潮湿,车子开起来小风飕飕的,不一会儿耳朵就冻僵了。一路上途经汝南、平舆、新蔡、包信等地。刚开始还是柏油路,过了包信就变成泥沙碎石路 ,再往前走就是土路了。更倒霉的是,头一天晚上刚下过雨,道路异常泥泞,车轮很快就陷进泥里。大伙儿不得不下车,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跋涉了五六里,然后再上车。

  随行家属虽说上有老人,下有幼儿,也被要求跟下放干部一样,在军宣队的指挥下,一切按照部队的做法雷厉风行,“令出如山”、“令行禁止”。一直折腾到下午两点,才到达东岳公社,这时人们已累得筋疲力尽。

  经济所全体职工加上家属约300人,一下子都开过去,住宿成了大难题。当地没有现成住房,只好安排男同志住进一座棉花仓库,女同志住公社粮管所,家属分散住在卫生所、兽医院。那仓库硕大无比,坐北朝南,东西两侧各有一扇赭红色大木门。仓库本不是为住人盖的,只在高处开有几个小气窗。内部用粗木头搭成架子,再铺上床板,构成上、下两层大通铺,住进去140多人。女同志住的粮管所是几排灰砖房,六七个人一间,条件要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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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07-28 00:13

第一卷 干校札记 第3章 干校营地

  学部干校设在息县东岳公社,位于河南省东南部。那地方很偏僻,离铁路线300里。听当地人讲,抗战八年他们都没见过日本人。大概连鬼子都嫌那儿太远,懒得去。

  那一带是大平原,放眼望去,大地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据说以前有树,1958年大炼钢铁那会儿被砍光了。老百姓没柴烧,就让家里的孩子出去打草。只要有小草刚一露头儿,马上就被薅掉,弄得当地寸草不生,非常荒凉。

  那里是黏土地,雨天道路非常泥泞,一脚踩下去,抬腿时经常是脚拔出来,鞋却粘在地上了。天晴后,地面又变得异常坚硬,坑坑洼洼的。干校有个人不小心摔了一跤,额头竟然被突起的硬泥割了个口子。正应了当地那句谚语:“下雨一团糟,天晴一把刀。”

  那地方没有电,干校人员夜晚以马灯照明。由于既没有煤也没有柴,不能烧砖,当地人大多住的是土坯房。而没有树就没有木材,他们的房子只开有很小的窗口,却没有窗扇,甚至没有窗框。农民家里很穷,几乎没有木制家具,很多人家连桌子、凳子也是用土坯垒的。冬天的时候,在窗口蒙块塑料薄膜,用来挡风。我们刚去的时候,看到一个奇特景象,农民都蹲在地上吃饭。有时蹲成一圈儿,每人捧个碗,挺滑稽。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凳子可坐,已经习惯蹲了。

  有一次,陈瑞铭叔叔看到农民正在开地主的斗争会。他好奇地往“地主”家张望了一下,发现几乎家徒四壁。回来开玩笑说:“在这儿当地主真不值,穷得叮当响。我老家是浙江金华,别看我们家是贫农,每年都做火腿,比这儿的地主阔多啦!”

  当地有逃荒要饭的传统。即便不是灾年,农民夏收之后,往地里撒上芝麻、绿豆等作物的种子,然后就成群结伙地出去要饭,这样可以省下自家的口粮。

  这就是我们的干校营地。

  本来这里自然条件还不错,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产区,还盛产茶叶、毛竹、木材、油桐、药材等,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顾准在他的《息县日记》中也记下当地一句谚语:“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要米有米,要面有面。”按说那里的百姓应该生活得很好,可事实并非如此。

  中央机关下干校,很多单位都选址河南信阳专区。那一带干校云集,光息县就有外贸部、物资部、铁道部、中科院、学部、对外文委、对外经委、全国总工会等八个单位。这主要是由于当地地广人稀,有大量空地可以用来安置干校。

  造成地广人稀的原因,是1960年发生的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出现大面积饥荒,大批农民相继饿死。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展后,全国刮起了浮夸风。信阳地区在河南省“放卫星”最多,说是又迎来一个“特大丰收年”。庐山会议后,在河南省“反右倾”风潮下,各级官员因担心被打成“右倾”,强行按虚报产量制定的粮食征购标准向农民征粮。在粮食征购目标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采取吊打等极端方式,逼迫农民交出粮食。1959年,饥荒大面积出现并蔓延,而信阳地方政府又采取封锁消息的措施,严格限制人口外流。信阳地区从发生缺粮到大批饿死人,前后持续半年之久。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形成了很多“绝户村”。而息县又是这一事件中的重灾区,有639个村子没人了……

  刚到干校不久,息县革命委员会王副政委给我们介绍当地情况时,也隐晦地谈到了这一点:“这里,那两年劳动力损失很大,有些生产队整个都不复存在。至今还看得见有些水渠环绕的宅基,就是这些消失了的生产队的遗址。”

  当地农民开忆苦思甜会,一说就是1960年的苦:整村整村的人浮肿、饿死。我后来在东岳中学借读,该校校长的前妻就是饿死的;而他再婚的妻子,其前夫也是在那场灾难中死去的。他俩同病相怜,组成了新的家庭。

  学部干校开展整党运动时,曾派一些干部到附近农村去“三同”,即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在那里了解到一些息县大饥荒的惨景。据“三同”的人回来说:“大跃进”后的饥荒,听起来令人胆战心惊。村子里的人饿死了一部分,逃荒了一部分,整个村子就没有了。一个人饿死后,他的家人虽然已经饿得没了力气,可还得尽量深埋。因为埋浅了,半夜就会被饿急了的人刨出来吃掉。

  据外国文学研究所邹荻帆回忆: 军宣队号召干校学员到附近村子访贫问苦,可是他们去了之后,有一位房东居然向他描述“饿死人那年”如何挖死人吃。还说:“要是你们所长冯至来,我们都会把他吃了。” 冯至是个胖子,肉多。

  经济所顾准被划为“右派”后,于1958年下放到河南省商城县劳动改造。商城与息县同属信阳专区,也是信阳事件中饿死人最多的七个县之一。顾准在劳改队,情况还好一点儿,但也饿得实在受不了,他曾到地里偷过胡萝卜。附近老百姓的情况更是严重得多。顾准在《商城日记》中忠实记录了以下一幕:

  前几天,曾出现过一些衰弱与卑微之感。卑微是从千方百计仅求一饭来的。我是否变得卑鄙了?我偷东西吃,我偷东西吃……

  肿,到处都是肿。……我也肿了。人们都往南山跑。青年妇女,分不清是姑娘还是媳妇,只要有吃的,自愿留在那里给人当媳妇。……饥饿是可怕的!

  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两个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

  一家连死几个人之例,已听到的有:柳学冠,母亲和弟弟;张保修,哥哥和嫂子。

  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两起,19日城内公审,据说二十日要公判。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

  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人怀疑1960年前后那场大饥荒的真实性,至少怀疑是否真的有那么严重。顾准当年在日记中如此具体、详实地记述灾情,特别是严重到“人相食”的地步,就是要留下毋庸置疑的证据。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有过与顾准相似的经历。

  笔者由此联想到,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地区有一座纪念爱尔兰大饥荒的建筑(Irish Hunger Memorial),纪念从1845年到1852年间发生的一场大饥荒。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是一种被称为晚疫病(Phytophthora infestans)的致病霉菌,使爱尔兰岛上的马铃薯大面积受灾。那些本来长得郁郁葱葱的作物,几乎一夜之间都烂在地里。对于以马铃薯为主食的爱尔兰农民来说,简直就是灭顶之灾。这场灾难导致近100万人饿死。今天美国很多爱尔兰人,就是当年逃荒过来的灾民后裔。

  这座爱尔兰大饥荒纪念建筑,面朝哈德逊河,背靠包括世贸中心在内的纽约金融区,建在美国乃至世界最昂贵的地段,占地1000平方米。它体现了人们对灾害中逝去的生命之尊重,时刻警醒不要让悲剧再次发生。在该建筑的墙壁上,刻着许多话语,其中有两句特别发人深省:“反思,以避免同样的事件再发生。”“没有比吃饭、不饥饿更重要的人权了。”(What great human right is greater than right to eat)

  单就死亡人数而言,虽说中国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的数量尚有争议,但数十倍于爱尔兰大饥荒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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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07-28 01:02

第一卷 干校札记 第4章 卧虎藏龙

  学部当年只有13个研究所,2000人左右。其中约一半职工是辅助人员,如收发员、打字员、炊事员、行政后勤人员。也就是说,真正做研究工作的只有1000人。可这1000人却相当浓缩,水平很高。那个时候学界有个说法:“学部一条虫,社会一条龙。”意思是说:学部哪怕一个普通的研究人员,放到其他单位都是好样的。

  形成这种状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有个理念,认为科学院应该比大学水平高,对中国科学院的定位很高,因而进人的时候把关异常严格。经济所人事处要进大学毕业生时,一定到顶尖大学挑选尖子生,赵人伟和唐宗焜就是这样从北大经济系挑来的。二是“文革”前学部虽然没有明确的淘汰机制,却搞过若干次精简机构,淘汰是以精简机构的形式完成的。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时淘汰了一大批,1960年困难时期又下放了一大批。精简机构主要对象是研究人员。一方面剔除所谓“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另一方面淘汰业务水平不高的,把他们调到地方研究所或大学,结果留下来的几乎个个都是精兵强将。

  学部下干校,在当地形成了一道奇特的风景:在那个偏僻落后的乡村,突然来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文科研究人员,其中不乏各学科的一流专家、学者,如文学所的钱钟书、俞平伯、何其芳,语言所的吕叔湘、丁声树、陆志韦,经济所的顾准、骆耕漠、巫宝三……

  1969年12月3日开大会,军宣队王副政委在台上训话:“学部这个单位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这就是他对学部的看法,说明他也知道这个单位藏龙卧虎,只是这些“龙、虎”在他眼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罢了。

  记得刚到的那些日子闲来无事,想练练毛笔字,于是跑到棉花仓库旁边的小卖部买毛笔和大字本。售货员是个50岁左右的伯伯,特别和气,问我:“小姑娘练大字啊,学什么体?”见我一脸茫然的样子,他说:“如果是初学的话,最好练柳体,然后还可以练颜体。”接着他推荐了一本柳公权楷书字帖。我感到好奇,事后打听这位售货员是谁,人家说他是文学所《文学评论》杂志主编。

  我们这些干校子弟后来在当地公社中学借读。一次,语言所的一个女孩带我到他们那个干校点去玩。到了午饭时间,她说:“你就在我们食堂吃吧,我带你去买客饭票。”等买完出来,她说:“你知道刚才卖给你饭票的那个人是谁吗?他就是吕叔湘。”啊?那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吕叔湘?没想到竟然在这儿卖饭票!

  文学所刚下干校时去了罗山,在一座劳改农场落脚。由于无地可种,一个多月后他们也来到东岳。这时经济所正在盖席棚,逐渐从棉花仓库和粮管所搬到自己建的干校点。文学所照顾钱钟书先生,让他当“通信员”,这样可以不用干体力活。钱先生每天斜挎一个大帆布包,从公社邮电所取来报纸、信件后,分别送到文学所和经济所的干校点。每当我们远远看到他沿着水渠走来,都特别高兴,因为他说不定能带来期盼中的家书。

  一流学者在干校干各种活儿的例子不胜枚举。文学所的何其芳被指派养猪。他干得特别认真,还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上,介绍了“如何运用辩证法养猪”。他腰上系着一条污迹斑斑的蓝布围裙,跟晚辈大谈养猪心得:“其实猪并不蠢,它能看出你的眼神,你的脸色,能明白你的情绪,还能听懂你的话语。可见哺乳动物也是有灵性的哩……”他说自己已经进入“猪喜我亦喜,猪忧我亦忧”的境界。

  同样在干校养猪的,还有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他曾笑谈:“猪乐意,我乐意。猪舒服了,我也就舒服了。”任先生的这一说法跟何其芳的有异曲同工之妙。(杨桂青、纪秀君:《任继愈:中华文明的守望者》,《中国教育》2009年7月18 日)

  文学所照顾俞平伯夫妇,安排他们干的都是一些轻活儿。有一次人们看到这老两口坐在自家门前为豆腐坊选黄豆。他们干得既仔细又认真,但速度特慢。于是开玩笑说:以俞老每个月200多块的工资,大家算算他每选一颗黄豆合多少钱?后来所里又安排他俩为盖席棚搓麻绳,他们依旧从中自得其乐。俞平伯先生还专门写了首七言绝句《绩麻》,来记述这段生活:“脱离劳动逾三世,回到农村学绩麻。鹅塘池边新绿绕,依稀风景抵还家。”

  经济所赵人伟有一次看到墙根儿下蹲着一个又黑又瘦的老头儿,以为是当地农民。可别人却告诉他,那人就是原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令他惊讶不已。燕大是个多么洋派的学校,想象中其校长应风度翩翩,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

  陆志韦是继司徒雷登之后燕京大学的一位重要校长。他有句名言:“是美国人出钱办的燕京大学,但燕京大学不是为美国人办的。”抗战胜利后,他历尽艰难,领导了燕京大学复校。国民党撤退至台湾前夕,力邀其前往,被他严词拒绝。他愿把燕京大学——这座具有国际声望的学校,交给自己的祖国。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进京,共产党安排陆志韦先生会同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等著名民主人士去北平西郊机场迎接。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燕京大学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遭到撤销,他则被调到学部语言所。

  1949年3月,毛泽东和其他党政领导人来到北平。陆志韦先生是受到邀请到西郊机场迎接的少数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之一。前排左起: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毛泽东;后排左起:陆志韦、朱德等

  下干校时,陆志韦已是76岁的老人,却不得不一同前往。所里指派他养猪,仅仅干了两个月,身体就已支撑不住,有一次竟晕倒在养猪场。笔者后来听语言所干校子弟王幼农说,陆志韦在干校期间特别惨,病得很重,最后到了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的地步,所里才把他送回北京。到京后不久就去世了。

  1969年中央机关下干校,总体来讲是非常负面的,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给干部带来了极大磨难。可是对于我——一个跟随家长下放到学部干校的少年来说,却是相当幸运的。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那个穷乡僻壤,有幸近距离接触到一大批高水平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些人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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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07-28 01:03

第一卷 干校札记 第5章 认识顾准

  如果今天问我,当年跟随母亲下干校有什么收获?那我一定会说,最大的收获莫过于认识顾准。

  记得刚下去的时候,我们每天中午、晚上都到棉花仓库集中吃饭。在南北两排上下层的大通铺之间,人们用桌子两两并在一起,摆成长长的一溜,每隔一段放一盏马灯。经济所全体职工加上家属近300人,大家分坐在桌子两侧,场面蔚为壮观。

  一次,妈妈指着坐在斜对面的一个人低声说:“他叫顾准,遭遇很不幸。曾先后两次被打成右派,‘文革’后一直被隔离审查,临下干校时才得知夫人已自杀,孩子又都跟他断绝了的关系。他的心情坏极了,我很担心他也会自杀,咱们以后应当多帮助他才是。”借着昏暗的灯光,我偷偷看了那人一眼,只见他瘦高个子,戴着一副眼镜,在那里默默地吃着。心想:这个伯伯好可怜啊……

  对于右派,我并不感到陌生,家里亲戚当中就有好几个,母亲常带我去探望他们。她告诉我,右派因言而获罪,往往是一些性格耿直的好人。对于母亲帮助落难学者,更不感到意外。她是个仗义豪侠、乐于助人的人。记得“文革”初期,一次母亲听说造反派第二天要去抄孙冶方伯伯家,赶紧跑到他家去报信。结果孙伯伯赶在抄家前夕转移了所有要紧的东西,躲过一劫。

  母亲跟我讲到顾准伯伯后,我开始注意他,发现他很少讲话,总是拼命干活儿。一次看见他一个人在那儿筛沙子,不停地挥动铁锨,干了很久很久……几年后,我们一起回忆干校生活,他说当时精神已濒临崩溃,是想通过拼命干活儿使自己麻木,忘掉痛苦。

  刚去时整个气氛“左”得出奇。食堂伙食很差,每天不是萝卜熬白菜,就是白菜熬萝卜。不但见不到肉,甚至见不到一点油星儿。据说是因为有人认为吃肉是资产阶级。两个月下来,人们渐渐撑不住了。董辅礽叔叔发牢骚说:“肉都让资产阶级吃了,无产阶级吃什么?”幸好母亲有先见之明,带来不少奶粉、肉罐头等食品。她想到顾伯伯身体不好,一定需要营养补充,应该给他送一些吃的。可伯伯当时是监管对象,处境极为恶劣,时不时会挨斗,没人敢跟他说话,更别提给他送东西了,于是母亲让我去送。那时我十几岁,在大人眼里还是孩子,不引人注目。

  我趁大人出工时,悄悄溜进棉花仓库,把奶粉等食品塞在顾伯伯的被子里。这时一个“老左”突然回宿舍取工具,看见我,满脸狐疑地问:“你在这儿做什么?”我怕他发现藏在被子里的东西,赶紧坐在顾伯伯的床上,说自己在等一个小朋友,他这才走掉。

  我怕伯伯不知情,打开被子时抖搂那些食品被人发现,得想办法告诉他。我看到他在一处干活儿,就假装漫不经心地走过去,跟他擦身而过时低声说一句:“注意你的被子里有东西。”他心领神会地点点头。做这件事时我紧张得要命,心都快跳出来了。完成任务后异常兴奋,感觉像是地下党在接头。

  一来二去慢慢熟了,没人的时候他也跟我聊聊天。当时社会上正盛行读书无用论,我生性贪玩,觉得从此以后不用念书实在太好了。可顾伯伯却对我说:“你千万别相信这一套。一个民族不读书是注定要灭亡的,可我深信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将来有朝一日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建设。到那时谁有本事谁上,你若没本事就太可悲了。”我这才意识到不学习问题很严重。可是怎么学呢?他建议自学,说:“自学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我过去没上过多少学,绝大部分知识是靠自学获得的。”于是我想办法找来一些“文革”前的中学课本,开始补习。顾伯伯耐心地告诉我该学些什么,怎样学。在他的指点下,我感觉自己懂事了,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不久之后,我们这些干校子弟被安排到当地公社中学借读。农村学校虽然条件很差,但受政治运动的影响比城里少,教的东西深多了。干校子弟入学至少要“蹲”一级,否则跟不上进度,只有我一个人例外。

  一天上午,我在棉花仓库里给同学讲数学。晚上顾伯伯对我说:“今天生病没出工,你讲的课我全听见了,能把那些抽象的数学概念讲清楚很不容易。我也是从十几岁开始做小先生的,跟你现在的年龄差不多。人道是‘教学相长’,教书对自学很有帮助,能把学到的东西理得更清楚。”接着他又问我数学学到哪儿了,我说学到几何了,可惜没圆规,不好画图。他二话没说,打开自己的箱子,从里面翻出一个扁平的黑色皮盒,盒子里整齐地排列着各种不锈钢圆规和其他绘图工具。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级的制图仪,不敢接。他好像看出我的心思,说:“你拿去用吧,用完后再还给我。”后来我才知道,顾伯伯的数学根底很深。下干校时他的行李很简单,却随身带着这套绘图工具。

  后来我们住进自己盖的席棚子。这种临时住所八面透风,冬天冷得要命,只好生火取暖。“炉子”是用十几块砖搭成的,煤的质量又不好,很容易灭。顾伯伯那时除了参加各种劳动外,还被指派照看炉子。瞧见没人的时候,我就坐在炉火边跟他聊天。

  伯伯不仅在学习方面指点我,他那刚直不阿的品格对我来说也是做人的楷模。干校期间他尽管是斗争对象,却颇有几分傲骨,从不卑躬屈膝。一次开完批斗会,他对我说:“别看我前面头都快低到地上了,其实后面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开别人的斗争会时,他总是拿个马扎,远远地坐在最后。另一个右派虽然自己多年来也是批斗对象,可斗争别人时却坐在第一排,非常起劲地高声喊:“低头!低头!你要老实交代!”伯伯对此颇不以为然,事后说:“我看这样做大可不必。”

  干校后期,工作重点转向清查“五一六”,人们已不再干体力劳动,每天集中精力搞运动。顾伯伯便利用这难得的放松,开始着手艰难的探索研究,他要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

  娜拉是易卜生创作的话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在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后,她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丈夫的玩偶,于是毅然出走。娜拉勇敢地寻找新生活,激励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大批进步青年。可是,鲁迅却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娜拉出走,意味着抛弃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可出走之后呢?也就是说,破“旧”了之后如何立“新”。这个问题不解决,无论革命革得怎样彻底,也不能说取得了成功。

  顾准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运动,特别1959年下放到商城,在那里经历了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这一切促使他思考,提出这样一连串疑问: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什么会出现1960年前后的困难时期? 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计划经济为什么没能让中国人富裕起来?中国要建立怎样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顾准伯伯和吴敬琏叔叔私下里研读一些自己带来的书。一次伯伯正在读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被刚好路过的军宣队吴参谋看见了。他大声训斥:“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你怎么能看这种书?!”顾伯伯只好把书收起。当时只准看六本书,都是一些对马列经典著作的注释。过了几天,顾伯伯拿着一本《“左派”幼稚病》辅导材料去问吴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吴参谋傻了眼,回答不出来。顾伯伯当众说:“这是《圣经》里面的话,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代表后来知道这个人不好惹,只要一看见他,就远远地绕着走。(邢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顾准日记》附录)

  那本《圣经》(新约全书)是顾伯伯于1961年在北京王府井东安市场旧书摊上淘到的,上面有他的签名。这是他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的重要参考书。在他去世后,按照他的遗嘱:“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物品代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这本书作为遗物留给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就这样,在那个特殊的社会大学堂,经过顾准伯伯的言传身教,我从一个混沌未开的少年逐渐成熟起来,人生观慢慢定型。可以说,顾伯伯对我人生道路的选择起了关键性作用。

  今天如果让我写一个名单,列出对自己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人,那么排在首位的无疑是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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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23 11:13

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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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02-23 11:14

好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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