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没有床位，我们被安排进了干部病房，里面大都住着离休干部，有的只是来养养身体的。安的入住是那样的不协调。他每天都会乱窜，和护士阿姨聊天，去别的房间看看，一来二去，那边的人跟他混得就有些熟了。尤其是护士长阿姨，看见安便露出笑脸，对安天马行空的胡侃保持高度的耐心和热情。两天后，我们离开时，她们专程来看安，并对他说，开完刀你再来这儿住吧，你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和新鲜。
再说说老刘吧！他是医院的工人，专门带住院病人做检查的。安住进病房的第二天一早，他便站在门口，让我们和他一起出发去做B超、心电图和X光。因为以前在市一、邵逸夫医院住院时，那里的工人对程序了如指掌，经他们带路是一帆风顺的，所以特别信任老刘，虽然他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那镜片厚得犹如啤酒瓶底；虽然他的头发蓬乱，还有一撮直冲云霄；虽然他身上穿得制服皱巴巴的像一团用过的卫生纸，然而我和安还是开开心心地随着他穿梭在医院的楼层间。可是随后发生的一切，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打理不好，他又怎样胜任一份工作。B超是需要排长队的，而心电图和X光则不需要。他完全可以让我在B超室排队，他带着安去做其他两项，可他硬生生地让我们一项又一项的等，完全不懂得统筹的道理。而且对于我的解释，他根本听不懂也不愿意听，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让我不胜厌烦。于是在这两天里，他成了我唯一不待见的人。转病房的那天，护士长让他送我们去，他临走前对我说：“以后求人帮忙，不要用哎来打招呼！”我愣了一下，觉得自己也不该是这样的人，但我还是对他说对不起，大叔！
邻床的老人是黄岩来的，据说是肺里发现了一个肿瘤。他不太说话，但一旦打开话匣子，也收不住。按年龄说，他比我爸小二岁，他的女儿和我同年，他的外孙比安小一岁。他看安的眼神里还是喜爱的。尽管安在的时候总是皮，我们在房间里时，客人总是不断，对他的休息也有干扰，但他从来不怪，还兴致勃勃地看着，分享着。他的女儿在和我短短的聊天之后便很友好了，说寒假里要带儿子去做个小手术，想请我帮忙，并说要给我做几双毛线拖鞋。那拖鞋她穿着一双，做得很是精致。
安只住进一天，病房里人气便旺了起来，苗苗一家，果果的妈，徐外婆，朱阿姨，加应子和晓月，她们的到来让安很有面子，也很兴奋，他一天里居然连头痛都没有了。我有时想，我什么都没做啊，怎么那么好运地遇上了她们，我欠她们的怎么还呢？
安做常规检查最令我忧心的是脑电图。我看医生往他头上套网格帽时心里一阵紧张。说来好笑，网格帽共三顶，大中小各一。医生拿了一个中的给安戴，结果拉住前面后面滑上，抵住后面前面松脱，直到换上大号才显得合适。安的头真的是比许多大人都大啊。安的脑电图是一片杂乱的曲线，毫无规律可循。做脑电图的医生紧皱着眉，时不时提醒安不要动，有时甚至过去帮安调整网格。等待的10多分钟对我是倍受煎熬的，而等来的结果也是让我不敢去问医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临界状态？临什么界？看来手术不做真的是不行的，脑电图都变临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