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艺录 · 读金新先生作品心得

（二十一）方言与音译

先生对语言之驾驭，已趋大俗大雅、道在屎溺之境。以各地方言信手入文，便见一斑。尽显阅历之广博。之中，既不乏皇城根下之本埠语，如《“公民写作”与“臣民写作”》讥刺不学而好发怪论者某君曰：“老道失辟，盖在于‘欲速则不达’，因了棒杀与哗众取宠之故，连书名都来不及细看。”其中“失辟”为杭州方言，意为犯过失，《素质无奈应试何》记双休日新华书店购教辅之学生家长人满为患之状，“营业员不解地发牢骚：‘给学校送了征订单不睬，喜欢来轧闹猛。’”其中“轧闹猛”亦为杭州方言，意为凑热闹；又不乏十里洋场之外埠语，如《商海舞弊者十“鉴”》第六鉴仿不法小贩杀猪价之口吻曰：“侬个种派头买勿起，便宜货要伐？”则是正宗上海方言。方言与普通话恰到好处地揉以一体，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除此以外，先生偶然之外国语音译亦极逗人，如《贺卡之忧》列举涉世不深之中学生之贺卡故作高深语“I love you”，中译为“爱老虎友”——起钱钟书先生于地下，闻此噱亦当捧腹矣。

（二十二）文字禅机

前已论及先生对于道家主旨有相当会心（“虚而不屈”与“顺乎自然”），实际上先生对于佛家义理亦有相当会心。《垅上不复旧日景》不云乎：“境由心造。”《谨防文墨功能的矮化》更自况道：“虽谈不上一马平川会难解之义，悟最上禅机，倒亦囊中探物知晓冬读经以神专，夏读史以时久，秋读诸子以致别，春读诸集以机畅。”所以，由先生对西来意之参悟，延及先生对文字禅机之解会，实有其来自。我指的是这样的句子——如《想起了庖丁解牛》一语道破十余年前从美国舶来、一度风行国内教育界之AB测试卷之先天弊端：

“A卷与B卷之间的有意重复不能弥补AB卷与AB卷之间的无意重复。”

说得何等睿智！再如《心灵的选择》谈到作文教学猜题押宝之徒费精力，揭示出：

“‘命题’相对来说是抽象的，‘材料’与‘话题’相对来说是具象的。‘命题’转换成‘材料’或‘话题’只不过是抽象则具象之，换句话说大约就是把高度概括化的意蕴相对具体化；反之则不过是具象则抽象之，换句话说大致就是将相对具体化的语义高度概括化。”

说得何等精到！复如《闲话“距离”》论述“距离”对于人生在世之哲学意义：

“‘距离’不可无，无则是相对的；‘距离’亦不可有，有却是绝对的。它在相对与绝对的矛盾转化中升华，求得高度的辩证统一：人的学识修养日益增加，审美意识日趋强化，思想境界日臻提高。”

说得何等曲径通幽！像此类句子，皆有一股朦朦胧胧的智慧风貌，牵人去参悟之，是所谓文字禅机。

（二十二）欲擒故纵

先生为文喜作反语，欲擒故纵，正话反说，曲线求生。仅举三例：《何必撞南墙》表面上极力为从教十八年却换了四所公办学校、在一些所谓名家眼里犹如丧家之犬的山东教师王泽沼叹息不值，《钱理群，快跑》表面上极力对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到南师附中上课拎一把汗，“萌生一种拯救钱先生于水火之中的强烈冲动”，实则寄寓了对积重难返的中国应试教育现状的强烈愤慨，《与何满子先生书》表面上为提出拍一部关于张志新烈士之电影之建议之何先生忧心忡忡，“您说，倘若张志新的电影拍完放映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您不是在讽刺我们的人民只有信仰抑或理论的盲从，而没有自己的思想吗？”担心其一如唐玄宗时同名女史之下场，实则表达出对翻身碰头、自由难伸之处境之深切鞭挞。

（二十四）态度变化

仔细观察，会发现在一段时间中，先生的前后态度取向有所微妙变化。变化有二途。一者为正向，指态度较之从前有了拓深，如稍前之《三旨相公》借北宋神宗时宰相王圭尸位素餐、“取圣旨”、“领圣旨”、“传圣旨”如此而已之失职状，联想到当下“慢吞吞看报，笃悠悠品茶，何乐而不为”之“踢皮球”之官场相似现状，予以针砭，稍后之《另一种“三旨相公”》则进而联想到当下哲学社会科学界一些不思创新、陈陈相因的人，显然有了拓深，这并不难理解；另一者为负向，指态度存在一百八十度转弯，如《远离风格》肯定韩寒：“才子文章去应试，狗屎不如，喧哗一时的韩寒现象即为明证。”《任尔东西南北“题”》亦肯定韩寒：“对于‘善于’写文章的人一般来说题目是无所谓好坏的。韩寒就一团纸丢入半杯水中的简单举动，不是写出了他的成名作《杯中窥人》吗？”但《与韩寒书》却转而否定韩寒，认为：“应该说，韩寒是中国语文教育的悲剧！韩寒是受害者！”如何理解先生这种态度上的朝此夕彼，笔者至今仍未找到合理的解释。

（二十五）探幽索隐

先生才智超群，每每见常人之所未见，破译文坛高级微言大义，其目力吾侪弗及远甚。《脆弱的文坛》记有张中行先生昔年与某文坛耋宿笔讼一事，行公“居然自责学问不深”，仅于文末施以春秋笔法一击：“今岁此地不寒，室内尤暖，而肥猪出后门之际，狡鼠则必来，应时，从吾乡美俗，祝恭喜发财。”（参见《张中行作品集》第六卷）认为曰“猪”曰“鼠”，正合“应时”（猪年过后是鼠年），置之中国知识分子的特定国情语境，言外大有不屑同流之深层意在焉。类此等等，不一而足，体现了先生“狠毒”的阅世眼光。

（二十六）词性移换

前已论及先生在锻打句子方面的不俗功力，句子由词语组成，其实先生也擅长锻打词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广义上的）词性移换，具体而言，兼指修辞意义上的词性（色彩）转移和语法意义上的词性（功能）转换，两者常交织在一起，亟需灵心妙悟之。仅举五例。《说“规范从政行为”》描述当前城市道路屡屡无计划开挖之状，形同“开膛破肚”，将一般用于人的“开膛破肚”一词移而施之于物，惊人悸人；《商海舞弊者十“鉴”》描绘不法商贩注水欺世，“鸡爪浸以福尔马林冰清玉洁”，将一般颂扬人的“冰清玉洁”一词移而施之于物，诱人吓人；《文坛登龙捷径说》描摹人情世态，“有不食人间烟火友，扣问如今文坛亮丽最佳途径，答之曰：做一个评论家。”将形容词性的“亮丽”一词创造性地换成动词性；至若《求深与厚实》之“辉煌文学创作”与《文体的等级》之“再造现代辉煌”，则分别将形容词性的“辉煌”一词分别创造性地换成动词性与名词性。曲尽其妙，妙不可言。

（二十七）析理如拳击

窃谓先生为文析理，娴熟于形式逻辑，似有一条基本原则：“A不是B。因为，B是C，而C不是A，故A不是B。”如《博士与教授》驳“杨振宁是博士”这种论调，有曰：“（杨）培养出来的学生才是博士，以此谓之，岂有崇敬之意？”因为杨的学生不是杨本人，所以不能说“杨振宁是博士”。又如《文体的等级》驳“文体有等级，杂文比小说低等”这种论调，有曰：“查一查中国文学史，平心而论，吴先生的话也有一定道理，文体确实有等级，只不过受贬者恰恰是其所溺爱之小说罢了。”因为文体的等级只是历史演变过程造就的暂时性距离，“一旦形成，岂有优劣之分？”而从历史演变看，恰恰是小说比杂文低等，所以不能说“文体有等级，杂文比小说低等”。这启示我们，析理就像是一场拳击，针对靶子，应当对准头部，迎头一击，而不应游离靶子，王顾左右，比如泰森，咬了对方的耳朵。

（二十八）先声夺人

意犹帅也。题犹眼也。综观先生作品的题目，也颇可玩味。大致以类型论，有并列式，如《学术与权术》、《“护官符”与“升官符”》、《“逆天”与“顺天”》、《“公民写作”与“臣民写作”》、《“弱势群体”与“群体弱势”》、《博士与教授》、《螃蟹·西红柿·素质教育》、《“下台阶”与“铺台阶”》等，在比较中凸显内涵的反差；有偏正式，如《迟到的公正》、《爱心的误区》、《个性的错位》、《愚民的产生》、《教育的荒地》、《美丽的谎言》、《名著的悲哀》、《心灵的选择》、《春天的联想》、《提出问题的问题》等，修饰确切，倾向明晰；有发挥式，如《从“鱼+羊=鲜”说开去》、《“曲线”改革及其它》、《“呼拉圈热”及其它》、《“县长亲自出庭”的新闻思考》、《想像·联想及其扩充》等，连类触及，极尽给予深度；有嵌套式，如《素质无奈应试何》套用老人家“华陀无奈小虫何”，《任尔东西南北“题”》袭用郑板桥“任尔东西南北风”，《垅上不复旧日景》借用陆放翁“沈园无复旧池台”等，别有一番盎然意味；有谐音式，如《一衣三十不了情》，“一衣”谐音“依依”，大有古色古香之风，《同志的身体，童稚的思维》，“同志”谐音“童稚”，大有文字游戏之趣；有直陈式，如《大勇若怯》、《素质教育的舌头没骨头》、《别让孩子成为家长的替身》、《爱情无须婚礼》等，观点鲜明；有设问式，如《鱼目何以能混珠》、《“泛责任”是一种怎样的责任》、《为什么生活》、《我算老几》等，悬念人；还有翻案式，前已论及先生赋予成语新意，此正斯类之集大成，如《且说“标新立异”》针对“标新立异”这个一直来被解释成贬义的成语，举伽利略殉身科学之例指出“科学的发展在于创造发明，而创造发明就是与众不同，就是标新立异”；《且说“入乡随俗”》针对“入乡随俗”这个人们习焉不察的成语，举王力“我们晒太阳”之例，批判了其所包含着的思维上的从众性；《“见风使舵”刍议》针对“见风使舵”这个一直来也被解释成贬义的成语，举改革之例指出其所包含着的灵活性、变化性因素（与时俱进），认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就应当在改革浪潮中见准风、使稳舵”，均在八十年代振聋发聩。

（二十九）无我与有我

我反复苦心比较吴非（生肖属虎）与先生行文笔致异同，试图“一睹龙虎斗之壮观景象”（先生《脆弱的文坛》语），所得总体印象是：吴非之文重体验，几乎每篇都有“我”；而先生之文重说理，几乎每篇都无“我”。确实，先生宏文甚少出现“我”，所睹不过寥寥几处，已足令人珍视。如《爱情无须婚礼》回忆而立之年他人结缡、己身一叶落而知秋之朦胧微妙心境，有云：“然而，我是弱者，无法抗拒世海俗流，只能让心灵的小舟深深地维系在内心的港湾，偶尔，小舟冲樊笼，我决定尝试一次小小的改良。”此等颇带今日“小资”、“伤少”（朱伯荣先生语）情调的句子出自先生笔下，使人惊奇惊喜复惊叹！又如《别让孩子成为家长的替身》提到：“不瞒读者诸君，我是一个双重人格者，我曾经义愤填膺地抨击一位家长深受“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影响，硬逼有文学天赋的儿子去报考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化学系；可我的儿子今年将参加高考，我同样会不顾他的爱好迫使他去报考我所希望的专业。”真性情跃然纸上，真块垒涌于笔端。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先生文中亦甚少出现“你”字（大量出现的则是“君不见”、“君不闻”之类），所睹可能只有一处，即《学术著作一大抄》次段：“你不妨留意眼下有些所谓的学术著作，其每每子曰诗云，旁征博，一旦穷形极相则无任何新意，甚至无自己观点。”总的说来，先生仍爱好且擅长说理，旨近无我之境。在豪放与婉约之间，先生更属于前者，字里行间每有一种张扬之气，一股高蹈之象，颜延之评嵇中散所谓“龙性不可驯”是也（先生恰属龙！）。

（三十）秽词入文

与先生相交莫逆之朱先生国良月旦评曰：“金先生是一个文如其人的人。喜时，他侃侃而谈，状若稚童；怒时，他金刚暴目，披靡无惧。”然而万万不可以为先生是那种冲冠一怒就失去理智、口不择言之俗人。其激昂文中极少出现秽词，便是明证。偶尔一睹，亦实在不过是情郁于中而已，非唯不觉失态，反而增添了数分文字机趣风味。粗略统计，经国文章中出现“屎”字、“屁”字各一处，且均与狗相连：《远离风格》之“才子文章去应试，狗屎不如”；《何必撞南墙》之“您应该安心教学，何必去写什么《我不鼓掌》的杂文。”出现与五谷之气相连之轮回所在亦仅一处：《课件》之“课件走入课堂，能否带来效应，时髦点说素质效应？倘若不能，那么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今天，此等涂鸦包装的劳什子还真不如能自动温水冲洗臀部的马桶，给不方便处带来方便。”

（三十一）以个例驳全称判断

先生尚有一绝，即以个例驳全称判断，四两拨千斤。如《“合理推论”未必合理》以陈景润糊涂于衣冠住行，却摘下了数学王冠上的明珠之例，一举驳倒“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一千载以下被文人墨客奉为圭臬的人生信条，痛快之至。又如《多余的话——与刘阳先生书》驳笔者所论“应当分清写时评侧重需要的抽象思维（非想像，当然也非幻想即虚幻想像）和写小说侧重需要的具象思维（包含想像而不唯想像，虚幻想像即幻想乃其下品）”，曰：“这是否意味着科幻小说均属下品？成都的《科幻世界》杂志里科幻小说很多，发行量创中国前列，牛气冲天，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化的衰落？未可知之！”——“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三十二）名作求疵

先生于有经纬定评之传世名作，为之指瑕求疵，对之献疑挑刺，目光如炬，目盲心苦。仅举两例可也。《想象·联想及其扩充》指出吴伯萧之《早》一文为了说明早的重要性，运用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这个典故，“这是个错误，这个典故不唯很难与‘早’相连，而且还与《早》的主题相悖，让人想到‘迟’的后果。”《学会双重》又指出：“特别是记叙性质的文章，就是蒲松龄也有败笔之时。他的《螳螂捕蛇》：‘张姓者，偶行溪谷，闻崖上有声甚厉。寻途登觇，见巨蛇围如碗，摆扑丛林中，以尾击柳，柳枝崩折。反侧倾跌之状，似有物捉制之。然审视殊无所见。大疑。渐近临之，则一螳螂据顶上，以刺刀攫其首，颠不可去。久之，蛇竟死。视额上革肉，已破裂云。’之间写蛇之大‘见巨蛇围如碗’，远不如写螳螂之小‘然审视殊无所见’；盖因多个‘巨’字，若能‘巨不言巨’，那该多好。”这是何等精审的谈艺录！斯足为吾辈后学所弗及矣！

（三十三）文笔张力

“张力”一词，纯系二十世纪美国新批评派文论术语，意近乎欲开还闭、似说还休之微妙情态，余尝以虎跑泉若溢非溢、满而不漫之妙状譬喻之。先生素不喜此词泛滥于文学评论，某当红评论家之小丑作派犹有甚焉。仅举先生反感之两斑。《名声·名实·名节》显性针砭曰：“（某‘名流’）一进入会议高潮动真格的，即现‘庐山真面目’，倘删除八股文里的张力、张力等生吞活剥的名词，竟是白开水一杯，索然无味。”《文坛登龙捷径说》隐性调侃曰：“是故，不妨赤膊上阵踢皮球：前锋‘昆德拉’实力派、中锋‘张力’空头鬼、后卫‘整合’心虚崽，外加‘阐释’号概念牌啦啦队一声吼：‘这就是诺贝尔！’全方位地毯式轰炸沽名钓誉，舍我其谁？”妙笔间打出原形，而挫骨扬灰。然而，这只表明先生拒斥那种连含义都未弄清便仓皇上阵误导读者、以售其谬的浅入浅出之举，却不意味着先生自身文笔无张力之美可寻。事实上，文字觑天巧的先生，点撇捺间每每自然氤氲出无穷张力美感来。试举一例请体味之。《“生命的高度”之逆思考》有句云： “既然米缸是用来盛米的，春华秋实周而复始，就会不断充实，那补给的速度肯定远远大于老鼠鲸吞的节奏，‘生命的高度’在随机升降，永远不会到来。胡长清、成克杰之流巨贪惊世，可占年国民经济总额九牛一毛而已，我们的综合国力大得很呦，尽管尚有少数地区的少数同胞未能解决温饱问题。”这段中，后一句便典型体现出张力之美：明明巨贪惊世，却占九牛一毛；明明国力超大，却尚遗有弱势。上一句刚要冲天而起，下一句旋即压下势去，相反而相成，此张力之谓也。我们注意到，当这样一句句写下来时，先生用的是逗号，那见证着，这种张力之美的一气呵成，在先生实是信手间不经意之举。看似平常背后，凝聚着几多深厚笔力！或问：运张力之斤成风，先生何以能臻至这般笔力？答曰：藕断丝连之思维跳跃性使然。此为文最高境界（张中行先生语）。同在一片天空下，有人热衷炮制“只有写才会写”之应试秘笈以加官进爵，吸应试血身登青云；有人甘于践行“只有写才会写”之人生追求以笔耕砚田，擎素质旗心忧天下。噫吁兮，“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诗人目力不余欺。

（三十四）旨隐意藏

前人云，“最是文人不自由”。良不诬也。受特定时空中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的无形掣肘，习文运笔是乐事却有时也是苦事。先生曾于文中径直发出“编辑手下留情”的幽默反讽。我想提请有心人注意，读先生作品，你果真洞察到了那每每无奈隐藏于“冰山一角”后的深意么？姑避抽象，选一例言。《个性的错位》开首以大段文字，谈论人才的错位，你竟以为那就是先生真正的醉翁之意？错了。愚以为，先生真正想写的，或者说真正发先生执笔为此文之信，乃“传媒消息，从8月13日开始，杭州市与北京、天津、深圳等4个试点城市，同时推出二OO二式机动车号牌，即个性化牌照”所折射出的“该个性的不个性化，不该个性的或至少是可个性可不个性的却个性化；这分明是个性的错位”之悲哀。这才是图穷所见之匕啊！可是，报刊自有其游戏规则，俗人如先生者亦不必太上忘情于稿酬，能不无奈于此类障眼法乎？噫，知先生者谓先生心忧，不知先生者谓先生何求，朋友，你属于哪种呢？

（三十五）事实肯定与价值否定

前已论及先生文笔张力之美。换个角度看，这尚是张力之美在先生作品中的微观体现。其实，还可以在更高层次上、从宏观角度领略先生文笔张力，那体现在行文结构上。具体而言，不难发现，先生不少杂文，都采用了肯定与否定同时彰显的二元背反结构。让我们通过以下两例来稍作分析。例一：《“合理推论”未必合理》前五段集中笔墨，从形式逻辑由于“概念的静止抽象，缺乏辩证估量”而每每导致群众推论干部学雷锋之举乃“敲敲打打一阵子，热热闹闹一下子”，指出这是一种未必合理的形而上学推论。但嗣后笔锋一转，又云： “不过，这一明显片面的‘合理推论’，在某种程度上倒不失为一剂强心针，它能有效提醒在上者时刻保持清醒的工作头脑，既要‘身入’，更要‘心入’，取信于民，方是为政之要。”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回旋了文意，适当指出上述“合理推论”在有限范围内的作用——提醒干部时时揽镜自照、以身作则。于前面否定之余，稍事肯定，议论波折，尽显结构之张力美。 例二：《“比喻的遗憾”与“遗憾的比喻”》虽为先生早年之作，却是一篇在今天看来仍颇具学术含量的力作。先生发挥钱氏锺书“喻之两柄”之义绪，从修辞学角度指出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有其难以规避的先天局限。紧接着却又笔锋一转，指出比喻虽各具遗憾而令人无话可说，现实生活中却由此而不乏油滑操控比喻侧重点、堂皇各执一端“怎么说都行”的遗憾比喻之举，并举震惊华夏的“渤海二号”出事后、有关当事人在“犯罪”与“学费”之间巧妙斡旋、以求自保的丑态。论证一波三折，鞭辟入里。这同样在结构上呈示出先予肯定、后予否定的张力美来。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我们应看到，先生上述肯定与否定张力并存的为文结构，还体现出从事实层面向价值层面的递嬗与拓深：逻辑学意义上的否定性形而上学推论，属事实（知识）揭示，现实生活中干群关系的肯定性推论，则属价值揭示；修辞学意义上客观存在的“比喻的遗憾”，属事实（知识）揭示，现实生活中主观导致的“遗憾的比喻”，则属价值揭示。类此等等，有心人不可不辨。

（三十六）嗜用叹号

先生为文，颇喜用感叹号。似可证生活中先生乃“从我之说即为我学生”（陈寅恪语）、傲雪寒梅、孤标特立之士。这里欲提出的是，先生为文之际也常掇用“？！”这一标点组合。此尚待现代汉语专家裁断。在此仅举两例以备考。《现“炒”现“卖”如何》有如此标点组合云：“倘不如此，何以书为？！”《慎以惜时论短长》卒章显志，亦有如此标点组合云：“请慎以惜时论短长，如何？！”值得指出的是，可能受叹号定势的无形影响，先生某些作品虽整体极为扛鼎，然结论的一下子滑出来，未免太快了些，似可更臻含蓄。也举散文两例，看是否能佐证上述感觉。《一衣三十不了情》振作文末曰：“小小服装，演绎着大千世界。”《看客》亦振作文末曰：“善于游戏的民族，往往是产生看客的温床。”虽都至情至理，难免直接了点。当然，见仁见智，说到底，“上述断想系信口信笔而成，蜻蜓点水不足为训，窃以为。”（用先生《“作文”断想》语）。

（三十七）现炒现卖

先生早于十余年前，即已发挥钱锺书、朱光潜诸前贤治学精义，拈出“现炒现卖”的思想方法，以为较之那种片面醉心于积累以致一事无成的传统风习，倒不妨“学到点什么，马上就拿出来贩卖”。这很益人心智。先生亦正是这样做的。时常有人问，“怎样成为金先生？”窃以为，这一问的真正用心应落在先生诸如此类的思想方法上。请看《“护官符”与“升官符”》其中的一句： “倘若‘数十名党政干部齐刷刷地跪在香案前埋升官符之‘穷’则思变为不屑一论的个例，那么《中国青年报》之《地方官员进京集体拜年何时了》的新闻就不是特称佐证，值得‘观人风者’一虑了。” 细品之下不难发觉，此句中所掇之《中青报》新闻素材，就是开笔后随机捕获、被现炒现卖了一把者。只不过较之原有生发文势的“山西交口县部分干部会同新闻记者和数百名群众，近日挖出县领导数年前埋在县委大院的镇邪物和升官符，包括腐朽不堪的桃木弓箭、锈迹斑斑的铜镜、若干画有升官符号的砖瓦等”这则新闻来，换用了点到为止的点述论证法而已。 如果说2001年以前，执金不换捏毛颖子纸上为文的先生就此表现尚不明显，那么，2001年以后，随着先生换用电脑为文，互联网检索之便，使先生之文愈来愈显现出此种特征。从当代解构批评的立场看，这为我们深入解读先生为文的细微意识流程，提供了必要的符码。

（三十八）自称考究

先生在不同文章中的不同自称，是很有意思的。从中，似可一窥对象的轻重、语境的缓疾、态度的刚柔等。试看以下几例。有用“愚”者。《“作文”断想》：“日前，愚应邀外出讲学，途经江南水乡绍兴，品味元红酒、咀嚼茴香豆之余，竟窥见那田家的爱物老牛正穿了鼻孔，亦步亦趋于田间，无可奈何的神情另人动容。”《“比喻的遗憾”与“遗憾的比喻”》：“初冬，愚应邀策划笔会。” 有用“笔者”者。《谨防文墨功能的矮化》：“笔者年逾不惑未至知天命，应属庭中望月。” 有用“鄙人”者。《科研的底线》：“鄙人不才，但好歹在国内外一些名牌报刊杂志上露过相。”有用“拙人”者。《想起了报人李文伯先生》：“拙人《博士与教授》曾针对教育产业化月……” 有用“在下”者。《教坛登龙捷径说》：“王开东先生自称得在下杂文笔法。” 且立此存照。有心人当可从中寻绎出先生为文之际的丰富情感心志活动。

（三十九）判断力深

为文至境究竟是什么？窃以为乃是一种在感性中直观真理的深邃把握能力，亦即康德所谓“判断力”。这需要天分，更仰赖后天超乎常侪的勤奋实践，即金先生写作运思专栏文章屡屡满含甘苦所道出之义谛：“一个写作人必须写作写作再写作，在透支生命中领略那险峰之无限风光。”勤奋又是灵感的土壤，亦即金先生在《“作文”断想》中得失寸心所抒之胸臆：“善于爬格子者皆有体会，神来之笔往往是脚踩瓜皮的产物。”这种为文之际的深邃判断力，至少便可从金先生笔端屡现的不凡譬喻中见一斑。

确实，先生以其天纵之才每每高度敏感于精妙的譬喻。二十余年前其曾击节于高足冯歌斐之书信体杂文《厚古薄今》开首“看到我们的通信正像睡眠那样成为必须，真让人高兴”一句非同凡响，以为其所氤氲出的“不凡的比喻，展示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喟”。其实，生活中的先生亦正是这样一位精妙比喻咳珠唾玉的高人。兹举其对同一喻体“茶壶”的不同本体驱遣处理为例。先生既每每不止一番以“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却倒不出”来比喻那些有才学却因口才表达不佳而落于人生下乘之人，亦曾在一次酒后酩酊大醉后指妻曰“你们女人啊就像茶壶，不开不响，开了才响……”传为世说新语美谈至今。

为人与为文是一致的。先生作品中时或一睹的精妙比喻，细忖之亦每每有一种看似寻常却奇崛的、惊心动魄的美，让人折服于先生判断力之深。且不说那些基于非凡观察力而得的奇特形象比喻，如《看客》形容内蒙古笔会笔会坐车沿路所见之蒙古包为“如一群开着巨口的卧虎在劲风中狩猎”，试问有此切肤洞察者有几何哉？仅就那些更多基于纯思维联想活动的精妙比喻复举两例：《父亲的回忆》于悠悠回首辛酸童年生活云，“人是无法像锂电池那样消除记忆的”，独特而不凡的喻体，堪堪发人深省；《母亲的回忆》忆及慈母暮年因大限将至而难以再从容拾级而上为严父扫墓，云“母亲已经受不了‘挫折’了”——以挫折比喻扫墓之台阶，平淡中蕴蓄着何等沉重之生计感慨！

前所论及先生以柳子厚《小石潭记》写鱼名句“皆若空游无所依”来精妙比喻使学生得到充分自由个性发展的理想教育环境，亦正此种才禀之自然流露。为何说这个比喻非同凡响？因为其判断力深深存乎双重：既以“游”喻自由，又以“皆若空游”喻对自由的必要而巧妙的高层次限制。后一点恰如先生当年所命之材料作文题：“车轮质问方向盘：‘你为什么总是限制我的自由？’方向盘严肃地回答：‘要想随心所欲，只有滚到邪路上去！’”而自由与设限这两点合起来，道出的实则又正是独创（自由）与稳定（有限制的自由其实才是真正的自由）的辩证法

（四十）独创与稳定

无论运思抑或为文，先生始终看重独创与稳定兼容统一的思维品质。兹不妨择其三个年龄段之三篇作品连类而观。三十余岁时作《“呼拉圈热”及其它》一文，论时事而铿锵云：“琼瑶热、金庸热的兴起乃至急剧降温，是不太符合认知规律的逆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有些青年朋友盲目唯新，缺乏思维的最佳品质‘独创性’与‘稳定性’。”四十余岁时作《“规范从政行为”说》一文，举时政而郑重曰：“修筑一条路、拆除几座房，既要考虑同类城市的共性，又要思忖别具一格的个性；不考虑共性是随心所欲的破坏，不思忖个性是缺乏创意的保留。电影《悲惨世界》中那仿佛地下宫殿般的下水道是拿破仑帝国后期到七月王朝初期法国建筑的文字临摹，与我们处于公元两千年新世纪初经常开膛破腹的市政建设相比，能得到点什么启迪？”五十余岁时作《三评郭初阳的“殊荣”》一文，更以时人语文教学误区而语重心长还原其理：“语文教材从无心插柳的文选式到有心载花的单元式是语文教材编写思维的一大飞跃。根据学生的年龄与心理特征及其认知水平，循序渐进安排语文教材的进度，诸如一个单元内课文与课文之间的小型知识与能力‘圆弧’，单元课文与单元课文之间的中型知识与能力‘圆弧’，分册课文与分册课文之间的大型知识与能力‘圆弧’，三类‘圆弧’构成了别具匠心的知识与能力的不等排列顺序，是教材之所以为教材的本质特征，其有时尽管会出现重复的现象，但是此类呈间隔状的有意识重复，不是一个被动的将以往的检验简单地保持的过程，而是一个积极的、创造性的过程，能让学生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在迂回曲折中求取进展。”三段文字异曲同工，均道明了先生心目中对独创性与稳定性必须有机统一的真理的连续性认知。
这种观念的前后一致，本身不就极好地证明了先生创作思维在天马行空般独创中仍始终持守的稳定底线吗？因而其稳定发展轨迹正不妨挪用先生《谨防文墨功能的矮化》一文所引宋人吴可《藏海诗话》论杜子美之语来描述：“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

（四十一）藕断丝连

张中行先生尝于《作文杂谈》中肯指出，为文另一至境可谓藕断思维。思维是高度灵活跳跃的，却细忖之又笔笔在情理之中，那笔一点都不漫漶直下，却自葆有精妙的章法。作为一位灵气非凡的为文者，先生亦正是臻入此境的。这包括局部与整体两种表现。局部表现如《戏说历史》一文中这样的典型段落：

“想当年，末代皇帝溥仪改造成新人后那脱胎换骨的老实巴交样曾让不少人臣服新中国的政治思想穿透力，‘江山易撼，本性难改’的神话随着一种新制度的诞生而破产了。这种质变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课题，首批大法官应该研究一下，‘中国司法制度里程碑式的一页’内是否有灵魂的痛苦呻吟。

有心人仔细体会当可感悟到，这就是句句藕断却又句句丝连的典范。整体表现则如《庖厨·文人·名人》等许多好作品所示，由一道名菜款款想开去，如水泛涟漪，联类而及诸如“东学西渐”等思想文化现象。惜乎在文化水平整体不高、目无珠而心无窍之碌碌众生眼中，此又每每被不幸视同风马牛不相及之乱弹琴矣。

更妙的是，与上述藕断丝连相对立的情况，也被先生一针见血挑开了画皮：“有的骨干教师写论文喜欢用‘第一’、‘第二’、‘第三’……一旦去掉这些序号，文章就无法在意蕴上关联。”（《三评郭初阳的“殊荣”》）这是否大抵可称之为“藕连丝断”或“形不散神散”呢？两相比照，令人不胜感慨。

（四十二）语文触发

先生习文运笔的另一长处，是充分运用自身作为语文教师的积累优势而每每自语言文字角度切入运思，致使立意常常与众不同、出奇兵而收奇效，兼有一股文质彬彬的书卷气。这种触发既有从语言文字义理角度作出者，如《“教育”与“畜牧”之辨》巧妙抓住“牧”这一古老汉字中同时兼有的教育、统治等多重字义，展开论述而鞭辟入里、醒人耳目；也有从语言文字音韵角度作出者，如《“杭二中”与“杭儿风”》从题目上即可知是巧妙利用了汉字的押韵（尽管韵押得稍有偏差）。类此等等，在在多有，当然宜视作先生为文的一种鲜明特色。

（四十三）结构与反结构

先生属文之结构问题，谈之不无意趣，惜迄未有论者拈出矣。其实无论创作抑或解读，下焉者每重情节之浓淡，中焉者每重思想之浅深，上焉者则每重语言之开合张弛与结构之明暗起伏。取法乎上，尚且仅得其中，可见结构之难每每为习文运笔之头等奥蕴。无怪乎一代武侠大家金庸尝自省“我写小说，结构是一个弱点，好像哈代的《还乡记》）、狄更斯的《双城记》那样精彩的结构，又如莫伯桑的一些小说，结构的匀称浑成，是我绝对及不上的。现在我只好老了脸皮地说：结构松懈，是中国小说的传统，反而更近乎近代的西洋小说，与十九世纪的西洋小说不同。但如《天龙八部》、《鹿鼎记》等几部，结构确有重大缺陷，现在要改也改不来了”。可谓的论。小说创作如斯，杂文创作其何能免？

综观先生杂文创作，绝非无自觉结构意识，其早年《“作文”断想》一文引《晋书?元帝纪》“一角之兽，连理之木”之语，以黄山连理松譬喻行文之总分结构，即为明证。1997年其应教研组之请为全校师生作《摭谈议论文语言的基本特性》讲座，即明确拈出说理行文结构悬鹄。诚哉斯理！

若说先生五十岁前行文高度重视结构之严谨，每每如笔墨知交朱国良先生所评“鞭辟入里，从容如步”，则五十岁后先生之文在结构上趋于了散漫，颇具有一种反结构之倾向，其表象特征即分段分行较为随意跳跃，视之不若曩者规整矣。这令人喜忧参半。喜者，匹似古代高人所谓“重剑无锋，大巧不工”，飞花摘叶皆能伤人，诚然见证着先生思维运风马牛不相及之事物于笔端一炉的功力精进。忧者，则每每令人跟不上其思维节奏而错愕困惑，常生空中闻天鸡之眩晕感。对此先生不是没有自察，其在一个场合曾云“近年来我在探索一种意识流杂文”。然而，引意识流入杂文创作，其利弊系数如何，是否亦值得再加观审呢？

笔者还是更看重先生那些拥有精美结构的篇章，如《“超零岁教育”》、《“吃早饭”与“升国旗”》《“生命的高度”之逆思考》等。这些文章非唯思想深刻独到，更兼结构美观稳实，堪称文质兼具的佳作。其中《“吃早饭”与“升国旗”》一文昔曾由愚荐至《杂文月刊》，很快在醒目前列位置登了出来，即可证眼力之不诬。顺插一竿，其实先生历年入选《中国杂文年选》的作品虽都扛鼎，却并非先生最好的作品。而像上面三篇佳作，似更应入选而有传诵众口的理由。

惟因如此，愚以为先生五十岁后所创作之杂文作品，一如李泽厚评论牟宗三所言那般“牟宗三写了那么多书,我说可以砍掉一半,不会损害他的分量”。此诚吾侪文人之共同感慨矣。其慨每每又一如韩石山之评黄裳：“一生那么多的书，将来能存世的，两三册书而已。一是《关于美国兵》，这是经历之书，他人无从替代；一是《旧戏新谈》，这是性情之书，也是他人无从替代的。”思之令人唏嘘。

不过，在大量作品中先生仍注意在创作风格上努力翻空出奇，这便由结构进一步引出了其杂文创作的文体问题。

（四十四）变体实验

文无常法，亦无常体。堕入不生不灭之宝树常体，便沦为文笔下乘矣。先生则不然，以静水流深之深厚创作造诣，水流云在而往往于文体变幻出新以合人心矣。兹略举数端以见一隅之三反：有巧妙袭套著名成作者，如《曹刿论救》通篇精巧模拟左丘明之《曹刿论战》、《师者惊诧论》通篇精到模写迅翁之《友邦惊诧论》等，有趣幽默；有巧妙运用应用文体者，如《涂序新博士讣告的讣告》、《关于关于全面启动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通知的修改建议》等，有料有才；有巧妙驱遣小说戏剧笔法者，如《丁利坚自杀失血死亡前有限心理活动模拟》、《杂文报天堂国漫游记》等，有骨有种。类似等等，无不是先生创作思维极度活跃的表现，值得有心人悉心揣摩。

（四十五）文言虚词与句式

先生熟读文言作品，曾于文中自承“笔者属文之文言癖好”（见《如厕?买房?限速》），故其笔下每每不自觉流露出对文言虚词与句式的套用与夺胎点金之用心，遂使文气精炼警策矣。姑就先生为文最喜掇用之十个文言虚词，先替先生立此存照如下：

一、也

例句：矮化者，退化也。（《谨防文墨功能的矮化》）

二、哉

例句：可怜哉，吾侪学生！（《假象》）

三、盖

例句：作文教学指导缀文成章盖从此起步。（《“作文”断想》）

四、厥

例句：厥生斯断想。（《清东陵断想》）

五、矣

例句：则难矣哉。（《别让孩子成为家长的替身》）

六、之

例句：这些人不堪为学之寂寞之严谨。（《名声?名实?名节》）

七、乎

例句：行公乃不食人间烟火之圣人乎？（《“未名雅士”与“都市柴门”》）

八、焉

例句：为文焉能简且洁！（《文以辨洁为能》）

九、然

例句：此写作运思修养深浅使之然。（《立论》）

十、其

例句：其许人不知有关部门三令五申。（《素质无奈应试何》）

愚按：第三种用法误，“盖”一般只用于句首，与“夫”用法相近。

再就先生属问最常用之六套句式总括如下：

一、耶……耶……

例句：利耶？弊耶？不言而喻。（《“作文”断想》）

二、乎……乎……

例句：逆天乎？顺天乎？答曰：相时而动！（《“逆天”与“顺天”》）

三、为……所……

例句：此不为急功近利之辈所领悟，何也？（《名声?名实?名节》）

四、乃……耳……

例句：顺手牵羊，乃下里巴人之技耳。（《文体的等级》）

五、不余……也

例句：荀况之论不余欺也。（《“比喻的遗憾”与“遗憾的比喻”》）

六、何以……为

例句：倘不如此，何以书为？（《现炒现卖如何》）

犹可惊叹者，先生以其精深文言素养，甚至在白话文中也会陡然间创造性地点缀以文言句式，如《疾风骤雨赴玉屏》有句云：“（是日）游景览物以安徽黄山，身临其境于惊心动魄”——此非标准白话倒装句而何？又是何等精辟的语言文字！

（四十六）刻薄与宅心

先生浸淫杂文写作数十年，以笔势之锋锐犀利而每每“为正人君子所痛恶”（见《偷得浮生半日闲》），也不免给人以刻薄之感。对此，其实先生早有清醒的辨析：“为文刻薄一点，只要不是为了拿‘卢布’，不是与人有仇隙，也不是做抽去脊梁的‘臣民’，大抵是不会刻薄得强词夺理的。”（见《“公民写作”与“臣民写作”》）事实上先生亦从未以救世主咄咄自居，而同样清醒地承认“笔者是俗人，小人物而已”（见《沉静后的思索》）。这样，如果我们不为先生笔挟风霜之凌厉气所遮眼，便亟应从这种刻薄的表象背后读出先生恨铁不成钢的仁厚宅心来。以《三评郭初阳的殊荣》为例，透过犀利的笔触，谁能说先生以下这段品评不是真知灼见、不值得引发相关积极思考呢——“更为要命的是，在《言说抵抗沉默》里看不见丝毫语言训练的影子。”这就是刻薄下仍潜藏着的、一种纠偏的宅心。

论至此，先生究竟有无必要因某些读者之反感而收回所谓之刻薄，答案也就一清二楚了。先生挚友、著名杂文家吴非一席良言可充赘尾：“不久前，有读者提议，你们杂文家以后不要再说什么‘敢爱敢恨’了，要有点悲悯情怀，多讲讲博爱，多讲讲仁慈吧；即使对腐败分子或其他坏人，也要‘不管怎样，总是爱他们’（特蕾莎嬷嬷语）。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要求杂文家多讲宽容和谐。可是看社会现状，就感到他那‘需要宽容’可能是代表一些人说的，要不就是脑子糊涂。——他牵走了你的牛，扒了你家的房屋，还希望你对他们闭上眼睛；他逼你做了流汗的奴隶，还希望你继续要求进步，兼任有笑容无思想的奴才；他根本不愿意和你讲平等，却要告诉你，‘时机很不成熟’，‘国情不同’；他们不检讨自己的罪孽，却要你自觉地对恶魔讲博爱，讲仁慈……因为还有很多人曾经、正在、或者将要吞噬国民的血汗，所以对他们讲博爱，讲仁慈，有可能会让更多的人长睡不醒。……面对他们的苦难，我们徒有悲悯，我们的博爱远远不够弥合他们的创伤。以前的社会习惯用语中有一句‘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人民都知道的现实，杂文家却看不到，只爱不恨，我们能说他的眼睛是‘雪亮的’吗？我们能认为他们有正常的情感吗？”不知君意如何？

（四十七）闲笔之不闲与闲

此则原拟题作《起兴之水乳与水油》。闲笔未必总是居于起兴之文首，然而文首之起兴又确乎为先生所常设之闲笔。观其效用，大抵有闲笔不闲与闲笔之闲两种情况。换言之，有时先生使用的闲笔妙不可言，确收藕断丝连之效，有时先生使用的闲笔却并无意义甚或具有反作用，是为可有可无之芜笔乃至败笔。以下两例可堪作证。

先看闲笔之不闲的正例。先生《统战理论研究误区刍议》伊始云：

民国史学者的《比论文格式化更可怕的是思维格式化》一文指出：“本来文无定法，但现在大学生写毕 业论文都有固定模式，连艺术类学生也不得例外，不得逾越半步，按这种规范写出来的论文，多数是拼拼凑凑，走走形式，实际上空洞无物，文章无个性，内容无新意。”

“良药苦口利于病”，傅先生的话应当是切中肯綮的。

既有“庖丁之技”，统战理论研究类的论文是否亦不幸被言中？

其实，“比论文格式化更可怕的是思维格式化”的观点实在具有普遍性。

“统战”者，“统一战线”也。

这段开头便属于精巧而富于意义的闲笔。属文起因于接党派徐展宏先生约稿电话，中提及论文要求，遂自然而然地由当前论文之模式化弊病入笔，牵引出其背后的思维格式化实质，进而又极其自然地想到（或曰有意归拢入）文章之主题：统战概念所同样包蕴之集体化、统一化、格式化内涵。可谓谈笑风生、文发自然矣。这样看似题外话的闲笔，其实一点都不闲，而是不动声色地紧紧服务于文章主题，仿佛水乳交融。足见先生为文造诣是何等之深！

再看闲笔之不幸确乎落入闲散的反例。先生《想起了报人李文伯先生》开端云： 第一次见报人李文伯先生是1984年，大约是初冬时节，也可能是暮秋时光。如此屈指，尔来业已25年矣。

是年，《杭州日报》吐故纳新，从社会上吸收了一批舞文弄墨的“笔杆子”，大多为或电大或师范院校毕业的大专生。恰巧笔者的朋友张君忠民兄亦在其列。

改革开放的前十年，政治上虽还处于相对保守状态，却没有时下唯文凭是举的可叹可悲可恶的陋规。

印象中那些大专生比起眼下的有些硕士与博士生，水平不知要高多少倍，盖因其许人均可以文为生，绝不会拿了名牌大学中文系文凭去卖猪肉，卖粉条，卖干果……

拙人《博士与教授》一文曾针对教育产业化弊端云：“‘专科不如狗’业已盖棺定论，‘本科满街走’的日子即将到来，‘只有研究生还可以抖一抖’的时光就要过去。”而现在则是：“专科不见踪，本科不如狗，研究生满街走。”

事实证明，当年报社的举措是有先见之明的，这些人现在几乎都成为了单位的栋梁。

写了那么多题外话，是因为“闲笔不闲”。倘若没有那次“吐故纳新“，没有张忠民先生引荐，我可能就不会认识李文伯先生。

这段开头浑无来由地对当前的学历崇拜热作了一番抨击，本身固然事出有因，却与此文题旨究竟有何必然干系呢？冷静地考量，可谓旁逸斜出之闲笔，它没有起到积极推动下文逻辑进展的作用，仿佛水油难以交融，仅为先生抒愤懑、泄私火、逞毒舌而已。放大地看，先生诸如此类的泄愤之作，充其量恐也只能见证着杂文在宏观上的闲笔价值。如《奇迹的痛苦》通篇借文人李利忠事迹痛陈中学语文教育之弊端，是否亦过于借花献佛而扯偏了呢？诸如此类，俱值得有心人仔细推敲。

（四十八）辨异析义

先生精于思辨，以说理杂文创作为终生志业实亦天性使然。其思辨才华的一种突出体现，即每每于行文构思立意之际设置内涵近似却有本质差异、而值得深入甄别寻究的近义或反义概念（观念），予以集中辨析，在区别彼此内涵中廓清界限而导出思想新意。此在先生五十岁后作品中尤见突出，典型表现即大量并列式短语拟题。据不完全统计有：谎言与谣言、改良与改革、大气与大器、流行与经典、逆天与顺天、面子与肚子、青天与法治、送牌匾与发奖状、遗传与模仿、睁眼说瞎话与掩耳盗铃、放养与圈养、童心与良心、规范与钳制、炒股与摇号、博士与教授、攘外与安内、伪道学与真性情、塑化剂与地沟油、电脑与人脑、狗德与人德、组阁与攘鸡、护官符与升官符、谢师宴与谢本师、弱势群体与群体弱势、为情造文与为文造情、零投诉与满票当选、门槛、门第与门面、门客、食客与请客、名声、名实与名节、上士、中士与下士、帝王将相剧、反腐倡廉戏与国共战争片、独夫之罪与平庸之恶、民主宪政与生命自由等。皆可见出先生辨异析义之过人智慧。

（四十九）严谨充要条件

先生于属文之际，尤其是五十岁前，颇为重视逻辑之高度严密，每每于文成之际悉心斟酌推敲，以杜绝逻辑漏洞，并曾告予曰：“很多时候主观上勉力杜绝了所以为存在着的逻辑漏洞，等发表出来后仍会发现还有逻辑漏洞！”基于这份严谨之心，先生旧作中常见对充分必要条件的全面兼顾，在全面兼顾这两者中真正合理有力地推出逻辑结论。请看以下两例。

例一：“一些大城市的书店撤去了曾让他们盈利甚丰的琼瑶、金庸作品专柜；物质调剂部门分管的废品商店开始出现这批回笼的‘紧俏’书，一个空前的热潮须臾浪峰底谷。”（见《“呼拉圈热”及其它》）

这里，千万别小看中间这句“物质调剂部门分管的废品商店开始出现这批回笼的‘紧俏’书”——如果缺少了这一句，仅从前一分句无法从逻辑上真正推出琼瑶热、金庸热降温的结论，因为书店撤去这两人的作品专柜完全也可能只是内部调整的偶然之举。唯当这两人的作品不仅在书店被撤去专柜、而且紧跟着出现在废品商店，我们才能真正断定其确实已开始乏人问津而变得卖不出去、先前的热度从而降下来了。这不是在必要条件的交代之后紧跟着补充交代充分条件、使逻辑结论更趋周密吗？以笔者多年属文之经验，相信写到这几句时先生绝非有意无意着笔，而确乎是有此番幽微考虑的，用先生的话来说，“此写作运思修养深浅使之然”（见《立论》）。

例二：“据了解，开学以来天天如此。”（见《素质无奈应试何》）

这里，千万也别小看这句及时的补充交代。如果仅有前文有关双休日学生家长涌动于书店争相购买应试教辅、人声鼎沸之状的描写，同样无法从逻辑上严密推出应试教育的深入涂炭，因为这同样可能只是偶然的表象。唯当加上这句看似平淡的“据了解，开学以来天天如此”，方由个别开始推至了一般、由必要条件开始推至了充分条件，而同样真正严谨地导出了所欲达成的逻辑后果。

（五十）盛年之作最佳

先生为文大半生，窃以为盛年即四十至五十岁之间的十年的作品最佳，时段恰为1992—2002年。这十年自然也是先生创作的高产高峰期，留下的诸多佳作虽因互联网尚未兴起而于今湮没不彰，却自长留有心人脑际而挥之难去。具体地说，这十年中先生创作之盛，又主要依次经历了以下四阶段。

第一阶段：生活随笔。这是《杭州日报下午版》的创刊带来的蓬勃创作热情。又以1995年“迟桂花”副刊创刊前之专刊时代最为先生乐道。翻检旧报，可知那三年间先生屡屡见报于其上。笔者尚记得的篇名就有《面对闲言碎语》、《一衣三十不了情》、《爱情无须婚礼》、《让他三尺又何妨》、《该找找原因了》、《鱼目何以能混珠》等不一而足，且不乏至情至性之作，如护士节献给夫人一文中深情叙及“以往我出书登报，她引以为豪”、“结婚至今没有让我洗过一双袜子”、“我这人还是有点才的”云云。均为难得的好文章，笔者始终希冀先生能让这些前网络时代的旧作重见天日、让我们重新在网上欣赏到（可用手机拍照发给笔者，笔者自能将其转换为电子版）。

第二阶段：读书随笔。这是《浙江日报》“三味书屋”版在1996年前后增办《学习周刊》带给先生的创作契机。先生在其“文澜阁漫笔”杂文专栏陆续发表《学术著作一大抄》、《文以辨洁为能》、《为文风格说》（以上三篇刊于1996年底）、《求深与厚实》、《现炒现卖如何》（以上两篇刊于1997年初）、《谨防文墨功能矮化》（刊于1998年）等，由此结交责编朱国良先生并同舟共济至今。这些文字情辞并茂，堪称不二佳作，同样是值得先生再加董理重刊的。

第三阶段：时事杂文。这是2000年前后《浙江工人日报》“人间”、“话题”专刊对先生发表欲的吸引。该报稿酬低微离谱，却不妨碍先生仍在过年期间一气创作出了《万书记来了，遗憾，遗憾……》、《护官符与升官符》、《“规范从政行为”说》、《戏说历史》、《课件》、《“生命的高度”之逆思考》、《“采点”质疑》、《拂去弱势群体脸上的阴霾——年关读报杂感》等一批杂文佳作，之中多有精彩之作。

第四阶段：思想杂文。这是2002年前后先生在《杂文报》上发表的几篇力作的共同特征。如《与何满子先生书》、《“五元电影”的身价》等。这些作品已开始显示出先生文风的微妙变化，承上启下而伴随先生流年碎影，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阶段。

（五十一）明褒实贬

汉语之魅力，每每存乎表里复义，善为文如先生者，亦每每敏乎此道，遂使文字横看成岭侧成峰、摇曳多姿矣。先生曾不止一次发明马克吐温昔年机智语：面对“国会议员是婊子养的”之汹涌众议，不动声色收回全程判断而改特称判断曰“有些国会议员是婊子养的”——明里收回前说，实则深化了前说。先生自己亦常常具备这般智慧风貌。兹举典型之一例。《名声名实 名节》于开首沉痛针砭国人好名之风却“不学无术”后，次段陡下一转语曰：

“事实上，说不学无术言重了点，讲有学无术恰如其分。”

看官注意：这句话表面上似乎是减轻程度之开解之“退”，实际上却是犀利的以退为进，仿佛“韩愈”字“退之”一般。试想：不学无术，没有学过当然不会有术，某种意义上这倒尚且是可以理解甚至无可厚非的客观事实，何须感喟而莫名惊诧？然则有学无术，学过了却依旧无术，这不才是真正无可救药之可鄙之处吗？这就是先生杂文创作每每秉承的明褒实贬的笔法啊。

（五十二）绝妙影射

先生作品不乏对现实因怒其不争而生之痛切影射。而其影射则又可细分为程度由表入里的两类情形。一类是局部的，颇有类先生屡屡抉发的“漫画是意与艺相统一的艺术”。仍是在二十年前名作《名声 名实 名节》中，先生以漫画笔法，局部影射了原杭州四中已故某姓者与原学军中学某姓者。比之程度更深的，则是笔者特别想在此正式拈出的整体巧妙影射。可据以为例的是先生哪篇作品呢？

这里涉及一个将近三十年来无人道及的为文隐秘。那就是先生作于二十七年前的《清东陵断想》一文。自表面看，此文继《疾风骤雨赴玉屏》后再度发表于当年版面金贵的《杭州日报》“旅游”副刊，似乎纯为一篇状物记游之作。但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我们不妨再来重新读一读此文：

统治者漠视这种必然，鄙视这种预言。于是，死了是幸福，活着痛苦。（你懂的！）

最为厉害的作为全文豹尾的这句收束之语：

爱新觉罗·溥仪是封建王朝最后一个体味痛苦的人，但决不是时间意义上的最后一个。

为什么不是时间意义上的最后一个？知人论世，今天仍犹自为先生当年为文之际的这份大胆良知捏一把汗。借用先生自述来说：“全市唯一的一张4个版面的报纸（不像现在报刊漫天飞，文章如过山烟云），发表文章“难于上青天”，一经刊登，多年后别人还会记得清请楚楚，万一的事并非天方夜谭。”（见《想起了报人李文伯先生》）比起很多“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来，这堪称一位青年知识分子发出的良知之声！特别是，考虑到先生并非抡板斧排头砍去的莽李逵，而是深谙行文策略的，也认为体制下的杂文创作常不免于领袖所谓“窥测时机，以求一逞”（比如作于同期的《从“跪”说开去》在《杭州日报》“思想杂谈”醒目发表时便一反常态地换用了笔名“晶星”），这份义无反顾的思想担当便尤其显得可贵！而当这段尘封近三十载的故实于今被解开后，我们难道不应向先生致以一份迟到的深深敬意？

（五十三）文言遣词之商兑

前已论及先生属文颇好驱遣文言字词，笔者对此是十分心折的。当然吹毛求疵起来，也不无可商之处。这里仍不妨先引一段与先生相关的旧事开篇。记得大约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由先生执编的《作文通讯》某期，约请了已故著名语文教育家、人民教育出版社名编张厚感为学军所推荐的一篇举“小马过河”为例展开阐述的议论文学生习作稿件进行名家修改。张先生于仁厚肯定之际也特别指出了一个很小的语言瑕疵——原文“水只有其膝深”，张先生特别圈出并改为“河水只有过膝深”，并加旁注云：文言“其”在这里用得不好。诚哉斯言！笔者今天仍相信张先生的改法是对的。这里涉及文白两种语境的融合问题，一言难尽矣。先生有时走笔如飞之际似亦不乏此类白璧微瑕。仍举上所引《清东陵断想》一文中的一句话为证：

他晚年也尝窃云：“……”

这里的“也”与“尝窃云”一白一文扭结在一起，读来其实也有处理得不甚协调之感。不知先生俯允 否？又如昔年先生为文常喜用两个文言词。一为“确凿”。如：

确凿，写作教学指导缀文成章盖从此起步。（见《“作文”断想》）

这个“确凿”实即“确实”。可能先生为避免上下文单调重复而设，但读来有生硬之感。二为“其许”。如：

其许人不知有关教育行政部门出于大局考虑明文规定，每个学生各科只准订一本辅导书。（见《素质无奈应试何》）

这个“其许”应该是“这些”之意。但恕笔者学浅，迄今并不知这一文言用法源自何处。印象中“其许”之用例唯《唐雎不辱使命》中“安陵君其许寡人”一句，可那个“其”却是起加强语气作用的语气副词。所以，笔者益读先生作品，愈生学海无涯之叹。诸如此类，似乎都还是值得继续探讨的。

（五十四）对毛态度之玩味

这个问题横亘于笔者心间久矣。我们想由先生之文窥见一代文风的某种宗尚或者说集体无意识。先生是共和国沧桑历史的过来人，曾深情回忆起“那条曾消磨了我七年青春韶华的蜿蜒小道”（见《母亲的回忆》），又如从诸如“尽管随着政治的清明，有类文革期间知青上山下乡热潮那样的社会环境绝不会再出现，但‘斜风细雨’仍不可避免”（见《慎以惜时论短长》）之类表述看，先生并非对自身所亲历的这段“激情燃烧的日子”无所腹诽。微妙之处在于，诚如著名报告文学家胡平在《千年沉重》一书中探究过的现象一样，先生骨子里应该说又仍是崇毛的。这似乎说得上可以有三方面证据的有意无意支撑：

其一，可从一些具体为文姿态细节中窥一斑。比如先生二十年前指导学生理解议论文语言基本特性（包括准确、一致、辩证、连贯四要素）时，所举之文段实例往往是毛之“我们的任务是过河”、“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等经典篇章，并建议学生于熟读熟背之际体会伟人文章思辨的严密。

其二，可从一些作品的具体掇据中窥一斑。比如先生不止一番掇用伟人文章为论据，像为《中国思想文化建设丛书》所作之序中开篇即引伟人与黄炎培纵论周期律一段史实，等等俱是。

其三，还可从一些作品的具体行文结构中窥一斑。比如先生的精彩经济杂文《商海舞弊者十鉴》，据先生自承，其极尽穷相之“十鉴”结构实便模仿伟人之《反对自由主义》而来，这也是很有意思的。

惟其如此，对先生这一代执笔如刃的杂文家来说，其为后学所不及之处在于有深厚的亲身历史体验，其在某种程度上不及后学之处则或许在于，思维框架上存在着可以得到理解的某种窠臼。这也正是与先生同辈的许多杂文家——比如鄢烈山——屡屡发出似已写不过年轻一代杂文家（比如杨恒均）的情由所在吧？比如先生曾因将“民主”据伟人思维解释为“少数服从多数”而引来天涯众网友的争论，以为“哪有这么简单？岂不成了多数人的暴政？”为文之难由此可见一斑。它综合涉及一个人的知识结构，甚至某种认知惯性，先生在这点上每每有自觉的反思意识，总是自谦“好作品没有多少”。这份清醒与谦逊，又确乎正是我们今天接着先生讲的理由所系。

（五十五）点铁成金

何谓“点铁成金”？这是一种为文之际处理材料的方式。材料处理有基本二途：一是运用不经见的新材料，作出新阐释；二则是在常见的、人人司空见惯而习焉不察的材料中见出常人所未见之新意，从而发前人所未发。如果说，学院中人往往走前一种路子，那么，学院外的“意见领袖”（先生语）比如杂文写作者（即“精神上的流浪汉”，亦先生语）则每每走后一种路子。在某种意义上，走后一种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之路者更值得钦佩，因为这里所需要的洞穿表象的深邃目力，绝非等闲之辈所可轻易臻及。舍数十年如一日习文运笔之长期艰苦思想训练，无由他途。先生在这点上的成就，是令人惊羡而值得称道的。请看以下两例。

例一：作于二十余年前的《闲话“距离”》一文，开首引《文心雕龙》名句“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起兴，却承题曰：

事实未必尽然。每每未到庐山心往神驰，一俟身在其中，几无紫烟流瀑云海清泉之味；未见长江牵肠挂肚，一旦身入其间，全失江风渔火洞箫悠长之趣。由此，不禁突发荒诞不经的奇想：还是保留点“距离”为好，让山山水水在梦境中保存完美的极致。

这真是一段了不起的生发！历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津津乐道于这句名言，却从无一人如先生这般，从这句看似寻常之语中发现了刘勰此语在美学上犯下的一个错误：这句话夸大并抹杀了“距离”的存在！难道不是吗？笔者亦从未觉察过此中堂奥。经先生妙手如此点铁成金后，方恍然大悟而为之击节。先生的这份过人聪慧，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吧？点铁成金确乎每每系乎一个写作者的先天禀赋，学也学不来的。也因而，此文迅速经散文家名编辑项冰如先生慧眼而刊登于当年《杭州日报》副刊“闲话三千”专栏。洵惺惺惜惺惺矣。

例二：作于近年的《教师自古远队伍》一文，又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思想佳作。历来有那么多在教师节前后做文章的人，却同样从无一人像先生这样，首次发现了“教师队伍”这个每天都挂在人们嘴边的词汇组合的荒唐之处：从孔子的时代起，难道教师是队伍化的一群人吗？诚如是，那还有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言？进而笔触联系当下教师生态的奴化、体制化与产业化，文章道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这也不禁令人想起著名作家韩石山有关“粉碎中国作家的军事建制”（如“文学陕军”、“文学浙军”、“文学湘军”之类荒唐提法）的深刻建议。嘻嘻，这难道不又是英雄所见略同？此文迅速经散文家名编辑赵健雄先生慧眼而刊登于《联谊报》副刊“浙江潮”，亦惺惺惜惺惺矣。

（五十六）民活主义

先生脸书为“为贫贱者立言当有野草之性格”。确实，先生贯穿大半生文字创作生涯的一条思想主线，是为苍生说人话。联系先生加入民主党派与政协的现实身份，更能见出其每每热血沸腾、仗义执言而为弱势请命的良知。如《远离人文的语文》一文，在一片人云亦云的廉价附和声中逆向运思而横空出世，敏锐地发现：某年杭州市中考作文题目本身居然是“反‘人文’”的！该年杭州中考作文题如下：“著名导演张艺谋18岁时迷上了摄影，可在当时连吃饭都困难，哪有钱买照相机学摄影呢？于是，他瞒着家人，偷偷跑到城里去卖血，一连去了5个月，终于攒够了买一架照相机的钱。凭着那架照相机给他带来的艺术积累，他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可以这样说，是那架照相机或者那段卖血的经历，给了他特殊的人生经验，鼓励他不断挑战逆境，走上了成功之路，实现了人生价值。但当人们把羡慕的目光投向成功人士名利光环的时候，往往忽视了他们成功的秘诀。请以‘成功的秘诀’为话题……”先生对此犀利评论道：

拉板车、掏大粪、捡垃圾……至艰至难都无可厚非，“吃得苦中苦，方做人上人”。而“卖血，一连去了5个月”，那是对生命的漠视与戕害。笔者天生驽钝，怎么也无法在如此现象里抽取这般本质。一定要触发，只能联想到“文革”的罪孽，眼下教育产业化的猖獗，河南“爱滋病村”的恐惧……假如我们的语文教育专家（能担负中考命题任务的，还应该不是一般的专家，肯定有特级教师抑或“正教授”的峨冠大绅）的语境下的话题能够成立，那么，去年那个考取某重点大学却无力交纳巨额学费，在网上发帖“卖身求助学”的女孩，一旦“他日若得凌云志”，耻辱的经历大约亦能与“成功的秘诀”挂上号吧？

人是什么？首先是一个生命体！生命意识，天赋人权，自古而然。“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轼对有限的人生异常珍惜，史载他曾尝试过坐禅，服药，练瑜珈，炼内丹外丹、阴丹阳丹，这些方法不一定全科学，可无不表现他对生命的爱恋。苏轼的所谓“贪生怕死”，似可理解为他对生命的热爱和尊重。鲁迅有言：“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不是人的人是骇人听闻的人。据说，少时苏轼与朋友章敦同作山中游，偶见一独木横跨沟壑，章敦欲打赌过桥，苏轼不愿拿生命作儿戏，章敦则独自铤而走险，苏轼不禁感叹道：“章兄来日定能杀人！”嗣后，两人政治见解相异，各行其道，热衷王安石改革路线的章敦排斥异端果然杀伐凶残毫不宽容。一个不珍惜自己生命的人，大抵是不会珍惜他人生命的。

说得何其鞭辟入里而正气浩然！一张画皮在先生的揭露下穷形极相。这样的发现是偶然灵感思维火花的迸发吗？唯唯，否否。假若没有长期以来对弱势生命的关注与敏感，焉能有这样的迅速反应？用流行的一个词来说，先生的“三观”恐怕是张中行先生“中行”而曾被不怀好意者上纲上线讥批为“第三条道路”的“民活主义”。这可能不入某些大人君子法眼，却难道不是一个朴素的真理？

当然，人是一种复杂的动物，有时“三观”也会存在着某种微妙的矛盾之处。先生是倡导“民活主义”的，却不妨碍先生在诸如《螳螂的悲剧》等作品中盛意推崇谭献堂这样义薄云天、慷慨壮烈泣鬼神的先贤。说归说，做归做，山雨欲来之际，或许先生宁取康梁东渡之道，是否？

（五十七）有缺点才有优点

毋庸讳言，先生非完人，性情是有缺点的，偏激易怒即为一端。有时言行乖违亦为一端。比如虽在文中倡言“荐贤者方为贤”（见《荐贤者方为贤》），认可唐太宗为魏征“下台阶”是千古流传之美谈（见《“下台阶”与“铺台阶”》），相信“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见《让他三尺又何妨》），却曾经以“捧杀不如棒杀”为名批评过一位在国内语文教育界声名鹊起、颇具才华而亦不乏异端行止的青年教师。现在视之，这场九年前一度陷先生于不义的论争或曰口水战，换个角度看是一出滑稽剧。平心而论，先生在这场风波中的“三评”等系列文字是有学理内容、因而并无可非议的，立此存照聊备一格均可，但刊发于《南方周末》的《实话实说XXX》一则闪烁其词的短文，亦有张皇失据处，于今看来却亦是不必有的，在先生近四十载文墨生涯中留下了某种败笔。愚大胆推测，恐怕这也是先生自己希望消失于天壤间的文字吧。

但正如先生尝打之譬喻：太阳里面尚且有黑子。笔者同样认为，一个人，有缺点才有优点。明人张岱不是说“人无疵不可与之交”吗？杂文家秉性刚烈，眼里掺不得半点沙子，每每乱拳打死拳教师的情况也是有的，想想鲁迅昔年如何对待施蛰存，何须感喟？我们又何妨看作这是先生真性情的一种流露呢？诚如迅翁所言：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是苍蝇。普希金曾耐人寻味地指出，莎士比亚是很伟大的，尽管他的作品很不平衡，粗枝大叶，润色不佳，理由在于“对伟大的作家不要看形式”，这份粗率无损于莎剧的伟大，而以粗糙的力度激活着完美的单调，“当这部作品的缺点如作品本身一样鲜明时，它们会令作品的美好之处更加凸现”。这反过来甚至成为一些著名作家自夸“为什么尽管我有种种差错，多年来却有这么多人看我的作品”的理由，比如“你可以抓住在罗丹雕塑中的某些微不足道的瑕疵。但是只有在你真正地发现和理解了隐藏在罗丹雕塑中神圣崇高的精神时，你才会突然感到他的伟大”。说到底，不必完美的终极原因在于人生本就以非纯粹性为自己的本体理据，食五谷杂粮才成其为活生生的人。香江知名学者型专栏作家林行止一句戏谑语说得多好：“放屁特别是臭屁虽然难当，却是把致癌物质排出体外的自然机制，有利健康，不言而喻。”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五十八）拗救之笔

先生为文颇推崇章法，每每掇用“拗救”笔法。何谓“拗救”？通俗地说，从内容上看即以退为进，在刻意回旋的余地中使说理更为辩证圆融以透彻直指题意。从形式上看即制造波澜或者说议论波折以一咏三叹。这一笔法在先生作品中往往是以“当然”、“诚然”、“话说回来”等提领语为标志的。试看以下两例。

例一：《学术著作一大抄？》一文前三段在抨击学界各种变相抄袭贩卖之举后，最末一段及时拗救曰：“当然，学术著作并不是说不能引用相同的材料。”进而以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郭沫若《十批判书》袭取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材料一事为例，拗转一层文意后，更为有力地款款道出了文章的主旨。

例二：《“呼啦圈热”及其它》一文前面在论述分析“呼啦圈热”中隐伏着的国人思维从众性之弊后，及时拗救曰：应该说明，拙文绝非有意贬低琼女士、金先生的作品，其艺术性高低自有公论，况且也不属本文议论的范畴，只想告诫一切有志者，需把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始终放在获得专业知识的前面，努力营造呈现自我风格的思维框架，以免自己的头脑做了他人的“跑马场”，今“热”东，明“热”西的。遂使文意如波之折，如云之展，令人心悦诚服矣。

（五十九）武戏文唱

武戏文唱，是指京剧艺术中不减弱武打成分的同时，通过唱、念、做、打、舞等多种艺术手段的综合运用，鲜明而全面地展现人物的个性特征与精神状态，从而把武戏的演出从只重激烈开打的低层次，提升至凸显人物心态神韵的高层次。用“武戏文唱”来观照先生大半生的杂文创作，实在是一个精辟的视角。盖因杂文自本性上说是充满了火药味、极具斗性的，匹似舞台上的盖叫天之武松或者杨小楼之楚霸王也。但好的杂文又绝不满足于、驻足于霸悍之气的宣泄，而总是匠心独运地通过文学化手法娓娓传达出来。武戏文唱，盖有多端。今后仍将不断以为分析先生杂文创作成就的一种观照角度。这里先就先生武戏中的两种文唱技巧，略作探讨一二。

譬如先生有故意攀亲的文唱法。几篇书信体杂文在层层说理之际，不忘时时顾及“鸿雁”文体而与对象推心置腹、一口一个停顿下来的“何先生”、“杨先生”、“叶校长”，尽收悉心推敲交流之亲切态：

（1）唐玄宗时，也有个叫何满子的，那是个著名的女艺术家。（亲切中见幽默）（见《与何满子先生书》）

（2）您说：“奥巴马总统，读一下我的书吧！”

我说：“杨恒均先生，读一下毛泽东的书吧！”（亲切中见建议）（见《给杨恒均先生的一封信》。这里似又见出了先生对伟人思想之摄取）

（3）叶校长，您一定同意这样一个观点：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数学不好理化不可能真正好，语文是基础的基础，语文不好小而言之数学抑或理科，大而言之文理科绝不可能真正好！

您同意了上面的观点，那么，叶校长，您一定也会同意下面的断定：……

叶校长，您应该清楚，其实当年卢校长的做法是一种低层次的亡羊补牢，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叶校长，您一定看过我最近刊发在某杂志（您应该有这本杂志）上的《“过去的中学”因何“不过去”？》，……

叶校长，你的麾下之“客”知道下面这些读书的“类别”与“范畴”吗？（亲切中见分歧）（见《与杭二中叶校长翠微先生书》）

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均于杂文之犀利笔势间融入了一份调节性的脉脉温情，堪当武戏文唱矣。

又譬如先生亦有故意充楞的文唱法。《“吃早饭”与“升国旗”》于肯定升旗爱国是一种常识之际，笔锋一转指出，按时保质吃好早饭，同样是一种常识：

早饭与头天晚饭时间相隔约有10个小时以上，如果不及时补充，大脑处于饥饿状态，以这样的状态去上课会精神不振；早饭没吃，中午就会大量进食，这样会使胃壁一下子处于紧张状态，时间久了易生胃病；大脑不断受到饥饿信号的刺激产生空腹感，中午吃进的食物特别容易被肠胃吸收，容易形成皮下脂肪，食物消化后多余的糖分大量进入血液，容易形成脂肪；空腹的时候，人体内胆囊中的胆固醇饱和度比较高，容易形成胆结石。长期下去，人体内的平衡系统遭到破坏，容易导致贫血和营养不良。“吃早饭”能避免上述弊端。所以必须“吃早饭”。这也是常识。

呵呵，这段完全可以认为是轻松复制黏贴自百度的、连幼儿园小朋友也明白的“常识”，经先生这样一番故意认真的提醒，竟让人忍俊不禁。笔者仿佛看到了先生在电脑前敲击这几行文字时嘴角挂着的狡黠笑意。讲到关键的论据处停下来卖几眼俏，使读者在颔首莞尔会意中轻松领略文章的思想智慧，这也是一种成功的武戏文唱。

（六十）节奏文气

先生年轻时浸淫古文有年，行文运笔之际每每讲究节奏的灵活交错与文气的饱满有神。这使有心人品读先生那些精美华章之际叹服弗止，而获得了高度艺术享受。试看《文坛登龙捷径说》的如下两段文字：

综观今日之文人风景：山中少虎。尽管不乏将短篇敷衍成中篇，中篇扩充为长篇，并自作多情担纲全球化时代文学选择重任之属；如迅翁其人文学作品逸响伟辞、学术专著卓绝一世者鲜见矣。《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古小说钩沉》，洋洋洒洒风流倜傥文，能企及之玩文学族或曰编故事人有几何？毛志成、余秋雨、徐城北之辈活该形影相吊、茕茕孑立。前不见朱自清，后不见胡适之，念天地之悠悠际，独窃喜天助我所谓“寂寞”行当兴隆也。学一学归纳段落大意、提炼主题之教书匠之雕虫技，耍一耍开口“文本”、闭口“后现代”之程咬金之斧头功。投入无需大，寻章摘句可成家。猴子称大王，水中捞月非寻常。

试看眼下之文化情结：文人相亲。纵然有巴尔扎克《司汤达研究》式之文人相誉，曹丕类句句赞、句句刺，至尖极冷，下笔如刀之文人相轻则无矣。“上士忘名”已成海市蜃楼，“中士立名”尚需涂脂抹粉，“下士窃名”亟应文过饰非。是故，不妨赤膊上阵踢皮球：前锋“昆德拉”实力派、中锋“张力”空头鬼、后卫“整合”心虚崽，外加“阐释”号概念牌啦啦队一声吼：“这就是诺贝尔！”全方位地毯式轰炸沽名钓誉，舍我其谁？不过，溢美可攀天，因人而异须思量：打一打乳臭未干、名不见经传之布衣新生代抑或晚生代，捧一捧晚成大器、唯求闻达之肉食者老生代甚或早老代。有比较方能有鉴别，投桃才会报于李。

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这种行文节奏非一日之寒。“曹丕类句句赞、句句刺，至尖极冷，下笔如刀之文人相轻则无矣。”切分出行文节奏即：三三、三、四、杂言矣。“毛志成、余秋雨、徐城北之辈活该形影相吊、茕茕孑立。前不见朱自清，后不见胡适之，念天地之悠悠际，独窃喜天助我所谓“寂寞”行当兴隆也。”切分出行文节奏即：四、四、六、六、七、杂言矣。这岂非标准的中国古文节奏气韵笔法？其妙盖在于骈散交错、长短句精巧融合，并掺以文白的互渗，读之如饮醇醪，齿颊留芳矣。

（六十一）时代烙印

尽管可以在一厢情愿的意义上将中国当代杂文之远源上溯至诸如先秦诸子散文这样的老祖宗那里，然而中国当代杂文的另一个近源，又应该说是大字报。大字报，无形中催生了书法家，大抵也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杂文家。包括先生在内的一批中年杂文家，在这点上的时代烙印亦非无踪迹可寻。先生即不但对后期的大量杂文冠以一句总带感叹号的题目，诸如“公权私用是应试教育泛滥的元凶！”甚且在某些作品中干脆直接复活了文革语言，比如“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语文教学不打假，素质教育成了纸上谈兵。”（见《假象》）在先生，如此遣词造句当属召之即来而无须反思的下意识之举，但拨乱反正二十余年后仍任由此等句式堂皇出现于报章，其实又有智者千虑而失之小节之处，并非是无可訾议的。

（六十二）杂文笔法写散文

先生的散文创作较之杂文创作纵然不算丰厚，却亦独具风貌而摄人心神。其一大奥妙在于，每每掇用杂文笔法来写散文。请看《看客》描摹宰羊前后的精彩文字：

其一白者蹲、其一黑者卧，眼睛却瞄着那绵羊，企图从厚厚卷毛皮下看出鲜血淋漓的肉，犹如不法商人渴望从他人口袋外窥透出里面的阿堵物来。屠工将闪耀着白光的利刃猛地捅入羊腹，并令人心寒地陡一旋转，此刻，“心碎”一词的底蕴形象地诠释得无以复加，绵羊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来不及一丝呻吟；那不速之看客，于利刃扭出圆弧前，或颔首合眼、或侧目余光窥视。俟剥完了羊皮，掏出了内脏，灌好了羊血，屠羊人麻利地从羊颈里抽出一条连着气管的血肉，黑白不分，公平地一分为二抛向空中，两只静观屠戮已久的狗分别娴熟地做了个漂亮的凌空扑食的表演型动作，口衔血淋淋尚带有体温的肉摇摇摆摆兀自品尝去了，那无声体态语言分明在昭示心灵独白：主人得煌煌大头，我赚蝇头小利，足矣！空留得一滩殷红的泛着泡沫的血渍。

这分明有迅翁短篇小说中的细节笔意。倘考虑到迅翁笔法恰恰脱胎自以笔记小说为典型的古文小说，则我们对先生上述行文的旨趣追求，是否也有了某种共鸣呢？

（六十三）隔墙有耳

机缘总垂青勤奋而有准备的人。缪斯女神概莫能外。恰如唐诗里有一句曰“自是桃花贪结子”，又恰如先生所谓任何事情在因缘意义上皆有出现理由而无须感喟也。先生尝喜不自胜地叙述曩者《该找找原因了》一文写作中灵光乍现的趣事。作于二十余年前的该文，是一篇分析天堂杭州旅游业缘何一反常态步入低谷的杂文。文中掇以比照的对立面，是地域很一般却游人如织的四川鬼城。“为何天堂有路却不走，地狱无门偏进去呢？”这语蕴双关、浑然巧成的一笔，乃先生写到此句时为天降灵感所意外激活使然——隔壁房间的电视机正大分贝播放武侠剧《神雕侠侣》，剧中一大嗓门反派角色亦正不早不晚地恶狠狠曰：“好小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倒偏偏闯进来！”

（六十四）烟酒文章

先生早于二十余年前考研究生之风初兴时便大不以为然，尝于《博士与教授》一文中调侃道：“眼下考研究生之风正劲，但愿不要有朝一日博士之名也遭贬。”表达了学力应当高于学历的忧患。然而，先生纵非研究生，却是“烟酒生”。数十年清风明月爬格子生涯，唯两物悠悠相伴：烟与酒（连电脑都是2001年以后才配置的，辅弼之资屈居前两者之下夥矣）。为文辛苦，烟酒提神。且不唯此，先生一直还以为，嗜烟酒某种意义上乃好句漫裁、佳文不点之必需，因在烟雾熏陶与酒劲氤氲下，“文章风格是会变一变的！”笔者相信这有一定道理，并由此寻绎先生不少华章中一些看起来颇为神来之笔，渐悟那或许便是烟酒效应的绝妙产物。且看《“呼啦圈热”及其它》一文的最后一段奇崛文字：

行文已冗，理当搁笔，收悉燕山友人“鸿雁”，惊称：“京城‘呼拉圈热’已趋冷矣，街头巷尾似可罗雀。”遂急修“飞鸿”，送邮之际，顺摘片言只语浑充赘尾：“生命短促的昙花不能同流芳百世的银杏媲美，可只要存在过，就有它独特的意义，‘呼拉圈热’亦一样，我们从中能窥察出相当大一部分人心理取向的从众性，以便对那种因‘热’暴发的轰动效应，诸如倩女热、武侠热抑或经商热、出国热、股票热等漠然置之，泰然处之，心若明镜。不过，呼拉圈与它物的共性仅在‘热’上，而‘热’这一物理现象的社会衍生，附丽不同，内涵各异，一视同仁，失之偏颇。呼拉圈毕竟是一项有益的娱乐，降温虽在意料之中，‘销声匿迹’着实可憾可叹可惜，不知君意如何？！”

妙笔间居然虚拟了一个与京城友人通信的情节，破空而至，突如其来，极尽神差鬼使之妙。于文字游戏一问一答之际，将说理的辩证空间营造得新颖、通脱而潇洒，亦即名学者杨义于《李杜诗学》中所揭之醉态思维矣。是否写到这里，先生打了个酒嗝抑或吐出了串烟圈呢？

（六十五）人为设限

从上一则所述的虚笔与实笔的交融想开去，有了这一则。欲说的是，先生也有一些在笔者看来奇怪的想法。比如固执认为虚构性材料不能成为议论的论据。包括但不限于《“独夫之罪”与“平庸之恶”》在内的多篇作品便屡屡以为：“只是好像斯大林、希特勒与裕仁系现实中的人物，与韦小宝这个文学形象似不在一个言说逻辑层次上。文学形象一般情况下不能作为文学评论以外的议论的论据，这是常识。”其实此乃误解文艺理论所致，实为不必要之人为设限也。亚里士多德《诗学》名言震古烁今：“诗比历史更哲学。”意谓虚构性形象较之现实形象更具直观真理的效应，虚构比事实更真实。先生自己也承认：“文学是一种人学，对历史有惊人的预现作用，难怪乎街谈巷语每每风闻对号入座抑或似曾相识之悲喜剧。”（见《“护官符”与“升官符”》）想一想先生《帮凶》一文中沉痛论及的陕西礼泉县领导千金与农家子相恋私奔而引发公安局爪牙们屈打农家子之父致死之旧事，乍一看哪有半点现代气息？不分明是古代小说比如“三言二拍”中的情节吗？先生《想象、联想及其扩充》中详分析细论证的想象性形象，若安徒生笔下之海的女儿，若佛教中之千手观音，不俱是可掇以为论据的虚构性文学形象材料吗？而先生自己在诸如《“作文”断想》与《“合理推论”未必合理》等作品中，不也信手掇用舞剧《丝路花雨》中主人翁英娘之反弹琵琶造型与“据野史记载，明人洪承畴”云云之艺术虚构材料吗？所以，似这般人为设限，愚以为倒是大可不必的。

（六十六）哲学深度

先生的杂文创作，每有不逊色于甚至高于相关学术研究的亮点所在，见证着一代鸿儒钱锺书有关“文心运化学理”的卓识。此非泛泛着笔所能尽意，后文仍将不断抉发。这里先拈出醒目一例。那是《慎以惜时论短长》一文表达的精辟见解：

“人生苦短。沉湎娱乐、不思学业，是对时间的一种无聊消遣；差强人意、精神错位，则是对时间的一种过失犯罪。……倘若无视他人奋斗的目标，苛求惜时如金，岂不近乎残酷？看来，无论家庭，还是学校，给予自觉者以时间的民主使用权，在某种程度上比给予不自觉者以时间的警告，似显得更加重要。”

这是先生一以贯之的稳定见解，其它作品中亦多有类似呼吁，诸如“以高尚的‘使命感’去误导不幸的错位者毕竟是残酷的，也是不人道的”（见《想起了爱因斯坦的小板凳》）等不一而足。笔者想说的是，先生在此极具哲理悟性，道出了与近世后现代大哲福柯于皇皇巨著《规训与惩罚》中洞察的同理：权力对个体（肉体）的无形规训与渗透，正是借助于“便于使用和控制的方式来积聚时间”的方式加以实现的。不顾错位之权力实质，假借一种堂皇亮丽的所谓惜时观念来要求莘莘学子在违背自身兴趣意愿的进程中南辕北辙，越是惜时之优等生，其实遂越陷入着可悲可叹的权力泥淖而不自知，更可怜的是，往往连当事人自己都不以这种局面为谬。福柯由此深刻揭示出的话语权力不仅统治者认同、连被统治者也奇妙地同样认同的实质，在先生笔下得到着英雄所见略同的神会默契。先生并不是先读过福柯哲学原著后才来结撰此文的啊！这让我们对先生的哲学慧根由衷感叹不已。

（六十七）捷才

先生智力之高，外现为极度敏捷之才思反应，宜乎其网名为凡事快一拍也。笔者出句“文章结集难”，先生即对曰“教案汇册易”，不惟词性平仄严丝合缝，且义理深邃直指某些无创作实绩却满足于炮制课例教案之伪名师，令人拍案叫绝。笔者又出人名谜面“顾金乔”，先生即当场口占打油诗一首，活灵活现诠释曰：“金乔与银乔，其实是古桥，应试独木桥，铜雀春深锁二乔！”妙语间不惟谐谑有致，且血泪控诉应试教育之荼毒，可谓“带笑的泪”，亦堪称文质兼具矣。四分之一世纪前，评职之际校长陈士良尝问：“金新你有没有论文？”先生不假思索慨然回敬：“你要我论文还是论文集？”其反应敏捷如是。陈校长不失其大度之风而呵呵答：“那就交论文集吧。”传为捷才佳话至今。用先生的自述，“没有三分三，安敢上梁山”，岂燕雀之辈所能轻易比拟？

或问：先生的捷才是怎样炼成的？先天抑或后发？答曰皆有之，而后天勤奋积蓄内力尤使之然也。如果没有数十年如一日青丝成雪的运思为文粹砺，焉能指物作诗立就？校内曾有一同样爱爬格子的青年教师手持某年浙江高考满分作文《重拾文学尊严》向先生贸然发难：“你写得出这样的文章来吗？”先生当场迎头痛斥：“这文章通篇罗列了众多文学失去尊严的表面现象，根本没有深入本质进行分析：文学为何会失去尊严，有时失去尊严的文学为何反而安全的原因；文学失去尊严对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危害，文学是人学失去尊严对中国国民性的影响；重拾文学尊严的手段与途径。更可悲的是，甚至最显而易见的逻辑漏洞也没有杜绝：严肃文学未必有尊严，通俗文学未必无尊严。在现象上打转转，也只有你才会视若拱璧欣欣然！”周围的看客笑而嘀咕：“这人吹牛皮也不看看主儿！”积学功深，方能取一瓢饮而举重若轻，此不亦先生之鲜活捷才欤？

捷才所向，先生两千余篇浩瀚汪洋作品中遂既不乏对时政新闻第一时间作出敏感跟踪评论者，如《“县长亲自出庭”的新闻思考》之属不一而足，更不乏在特定限时场合中挥笔急就而文不加点者，如《一叶知秋与一叶障目》之类在在多有。一定程度上使读者大开眼界，而复见古风之存也。

（六十八）正名

先生本性其实颇具学术研究功底，用美学名家蒋孔阳昔年评冯雪峰之语来讲，“如果他搞学问，我们都要失业。”一个证据是，先生多篇作品开首必也正名乎，从正名入笔款款展开层次脉络之推演，以求严谨之效用。这大抵由三种情形具体构成：

其一，正概念。如《泽被后世》开首定义云：“泽被后世，意为恩德似甘露施及后世。”《“曲线”改革及其它》起头亦界说曰：“‘曲线’是数学上一个常用的概念，意为‘动点运动时，方向连续变化所构成的线’。”提纲挈领，醒目有序。

其二，正源流。如《五泄纪行》开首引杨万里、王十朋等历史名人有关诸暨五泄旅游景点的记载，《疾风骤雨赴玉屏》起头亦云：“被文人墨客誉为‘天上玉屏’、‘宇宙大观’的玉屏峰，是黄山一大胜景。《徐霞客游记》曾谓之‘绝胜处’。”考镜源流，端正品位。

其三，正范围。如《学术著作一大抄？》伊始云：“讲‘文章一大抄’这话的，大都是对舞文弄墨怀有浓厚兴趣、由于火候不到被排斥在铅字王国之外者。他们往往以此来消除失落，平衡心理，发点牢骚，颇有点像戏剧里的二丑角色。然而一定程度上的歪打正着，倒也客观存在着。”先承认“天下文章一大抄”这一说法本身的偏激乖理，继而笔锋一转，于相对意义上取此语“歪打正着”之合理性，欲扬先抑，辩证圆融。

（六十九）好斗

先生秉性刚烈，颇有迅翁笔下“台州式的硬气”（宜乎其与《台州日报》笔墨结缘），嫉恶如仇而眼里难容沙子，虽于现实生活中每每“为大人君子所痛恶”（见《偷得浮生半日闲》），却成就了杂文创作的辉煌。盖因杂文作家本质上必然是一群热衷于杭语所谓“噶是噶非”的人。假若一个人精于韬光养晦抑或低调修身，他或她尽可以去读与写闲适的美文，却注定难以为杂文苑地注入自己的一份藏针之力，无他，韧性战斗精神使然也。喜好抬杠，只是随意的说法，准确说法是怀疑、反思与批判精神，可谓广义之好斗也。先生不少佳作其实正是抬杠好斗的自然产物，也惟其如此，而于字里行间保留下了一份生命的率性与大自在。举例来说，1987年高考阅卷时同教研组某老师兴冲冲拿着一篇所以为的以蓝黑墨水钢笔漂亮书就的好作文找到同在阅卷点的先生：“金新，金新，这里有篇满分作文！你看看！”先生阅后嫣然抬杠曰：“X老师，我要是这个考生的家长，付您一万元！”嗣后遂有杂文名篇《同志的身体，童稚的思维》问世，调侃间针砭了高考作文中颇迷惑了一部分阅卷老师的太阳公公、月亮婆婆、玉米哥哥之类故作娇憨之状的学生腔。进入新世纪后，一位自省内地级市新调入的语文老师恭敬呈上论文请先生示教：“金老师，听说您很会写文章，能否请您提提意见？”先生好斗之性勃发：“难道数理化不需要引导？说难听点，就是青楼女子拉客亦需要引导！”锋芒毕露而终于弄得不欢而散。嗣后则又有白描杂文《关键》喻世醒世警世。先生又曾一日于语文教研组办公室放弃午休为《齐鲁晚报》专栏赶写时评《个性的错位》，有旁视者阴阳怪气曰“你真聪明啊”，先生一句话掷回：“那是！我在写文章，你在拍马屁！”这就是宁折不弯、毕生绝无半点奴颜婢膝之态的金先生！

（七十）半成品

先生为文大半生，留下诸多佳作的同时，窃以为也同时留下了不少半成品，即题材立意均极好、却因种种原因而似乎尚失之粗疏、有可能通过进一步的修改润色打磨来焕发新姿的文章。试举一例来看。 《有关“戴口罩的吸毒者”的题外话》所针对之议题，实在是一个有趣极了的话题——

今天外出开民主协商会，雾霾天途遇一个“戴口罩的吸烟者”。这位仁兄为防止自己的肺成为污染空气的“过滤器”，戴着符合“美国NIOSH标准”的“3M 8210N95防尘口罩”——此等采用专利滤棉制作的立体杯罩型“空气呼吸器”，据说可高效防护粉尘及非油性颗粒物，只是价格不菲需110元，让有些生命与健康难以得兼的弱势望而兴叹。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在我好奇地“欣赏”着这种“特色”口罩时，老兄居然一把将其拉至下颚，点燃一支烟大口大口地吞云吐雾起来。那“猴急”样证明烟瘾难熬委实“颠扑不破”之真理。戴进口标准的口罩表明他极度担心PM2.5的戕害，吸烟则显示他抵制不住PM2.5的诱惑。

哈哈！也只有观察生活细致入微如先生者，才会于纷纭世相中独具慧眼地捕捉到这样一幕轻喜剧。从这个妙趣横生的题材中，为文者将能摄取并触发出怎样的思想意味呢？比如：违法的文明？罗丹著名雕塑《思想者》换个角度看是在蹲坑？……笔者愈想愈觉得有相当丰厚的运思空间，似非先生目下所立之论所可一举涵盖。似此“半壁见海日”的佳作，还仅露出冰山一角，先生何妨再精心修缮充实一番呢？

笔者在此诚挚建议，先生可仿金庸晚年全面修改增订自己的十五部小说作品，也花一两年时间对曾“匆匆于”创作的大量作品作一次全面深入细致的修改完善工作，有则善加改之，无则更令锦上添花，以先期为出版作品文存而奠基，岂不美哉？

（七十一）蒙太奇

巧妙驱遣蒙太奇这一电影艺术中的手法，让摄于不同场合的块面在快速冲击与组接中焕发神奇聚合效应，是先生作品中也能见到的灵光。这首先从师高弟子强这点见出。1989年，应《杭州日报》之邀，先生携高足冯歌斐实地采访并完成报告文学《修筑生活之路的人——记杭州市政机械厂厂长李国林》，该文便精心采取了蒙太奇笔法，将实写之沥青铺路与虚写之生活筑路迷离惝恍地合于一处，收到了极好的阅读效果。先生自己亦偶一为之。有整体掇用蒙太奇者。如《“作文”断想》分三部分，依次选取模拟、牛鼻子与反弹琵琶、构思、桃花源与连理之木、成竹、蚕宝宝与脚踩瓜皮三组蒙太奇切面，灵动地诠释着诸如“蚕宝宝作茧自缚杀身贡献，教书先生刻意束缚何苦来着”等义理。《文摘结集的尴尬》通篇不著一字于主观评论，仅选取数则报刊上拼起来看自相矛盾甚或互相抵消的时政新闻，让它们自行现形，“有道是文章结集难。何哉？盖因文路或宽或窄之属毕现也！其实，文摘结集亦难。何哉？盖因个中缘由读者诸君自当心知肚明，是以略而不赘！”如此题材，简直非蒙太奇手法不足以尽传其妙。也有局部使用蒙太奇者。如《大炼钢铁》开首虚晃一枪，先澄清曰：“为免误会，首先申明：此大炼钢铁非58年之大炼钢铁，概念相合，纯属巧合。”进而于完成全文对国人思维从众性的针砭后，卒章显志曰：“当然，这杞人之忧已远远超越了书的本身，涉及象外之意，好像同58年之大炼钢铁在一定意义上藕断丝连，为免牵强，搁笔。”将两个名异而实同的现象块面摄取于一体，于藕断丝连间强化了思维由具象而抽象的深刻感知。

（七十二）立意为上

纵观先生大半生为文创作，有一点始终令人钦佩，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哪怕个别篇什有讲歪理之嫌，却也毕竟是在说理，而从未写过一篇缺乏刚健峭拔立意的风花雪月无病呻吟文。立意为上，成为先生写作的自觉追求而毕生不改初衷，应该说得益于、受惠于乃至反哺于唐宋八大家文法，尤以韩柳为宗尚也。这种行文姿态，自盛世观之是犀利的思辨，在乱世看来则每每授人以“毕竟是书生”的感叹了。如在几次激烈笔战中，颇遭笔伐甚或人身攻击的先生“我自岿然不动”，面对拉帮结派之虎豹豺狼，一篇篇义正辞严反驳回击的文章，仔细看仍都是围绕着明确立意核心而非张皇失态的。其实常常与虎谋皮，却因深具立意，而于时过境迁后仍不无一读的价值。

（七十三）思维定势之两面

为文成癖者，要说没有丝毫思维定势那是不可思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定势，作为现代心理学揭示出的人认识世界的先见结构，原本就是合法存在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定势或能否取消定势，而在于如何善加引导定势，而使之由消极状态不断向积极状态提升。应该承认，先生写作中不乏积极思维定势，如：

（1）“规范从政行为”，眼下是句颇时髦的政治流行语。……其实，既是“依照”“法规”，就不存在“严格”的问题；法律条文规定，减之一分谬，增之一分同样误。更何况“从政行为”以“廉洁”作限定，极大地缩小了“规范”的外延。（见《“规范从政行为”说》）

（2）中华民族的汉语言实在是太奇妙了，其日新月异的语言现象，远非语言学家的工具书所能“接轨”，比如“泛责任”。“泛责任”是一种怎样的责任？其定义，恐怕目前的一些词典上是无法查阅到的。（见《“泛责任”是一种怎样的责任》）

均对看似没有问题的问题咬文嚼字，进而于深刻精辟的语言分析中破解谜团。这固然出于先生身为语文教师的敏感使然，却是最高层次的运思品质。现代语言哲学认为，哲学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语言问题，对语言的具体、复杂、微妙的使用情形的诸般治疗，才敲打出着哲学。从思维定势角度归拢来看，这种睿智，先生有之矣。当然，也应该承认，先生写作中亦不乏消极思维定势，如：

（1）试想，今人记游，几许人能文盖袁宏道之言简意丰之《满井游记》，使之黯然失色？（见《脆弱的文坛》）

（2）试将刘禹锡之百字杂文《陋室铭》较之吴先生之洋洋万言小说，公论向谁？（见《文体的等级》）

这便多少有点儿强作解人而难以令人全然信服。姑不论这种穿越时空、大开大合的比较乃是抽空了具体文言白话历史语境的抽象比附，即就这两句话的合法性而言，康德这样的哲人便必然要求先生从认识论角度透辟阐释：究竟有什么客观理由能证明今人的作品不及上述两篇古文？“公论”是如何成为先生心目中不证自明的公论的呢？此即思维定势之两面矣。

（七十四）射偏了的箭

仿佛陈尧咨之善射，由于特殊的思辨禀赋加上后天的勤苦用力，先生立论属文几已臻百步穿杨之境，极偶尔偏离靶心，遂尤为明显。像《从心理系学生跳楼看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一文刊出后，即遭到网友质疑：“哈佛自杀率全球第一，是否也要如作者这般简单一票否决？”《“新疆遇窃”拉杂谈》一文行世后，亦引来读者物议：“哪个地方没有小偷？难道是新疆的扒手技术特别高？”汹汹咄咄，致令先生一时确乎难以圆辩矣。究其因，恐怕是先生急于在个性与共性之间建立并无典型化通道可循的联系了。这岂非恰是先生自己也明确反对的“精神的拉郎配”——有如央视从壶口瀑布的壮观一厢情愿推论出中华民族精神的崇高？或许是先生急于表达某种情绪所致，另如评论学军校庆系列杂文中固不乏思想亮点，却亦在一点上授人以柄：“记忆”与“校史”实有别，前者并非也并不必是纯客观历史，记忆在本性上就是主观的，也是允许主观的。像这类情形，是否值得先生回环往复再作区处呢？

（七十五）与朱国良先生文法比较论

“颠发颠发活在世上”（朱国良语），终不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金新语），这大抵是古往今来的不刊之论。以三国作譬，周瑜执手有鲁肃，鲁肃比肩有吕蒙，吕蒙接踵有陆逊，倾盖莫逆，风云际会，盖气味相投抑惺惺相惜也。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杂文随笔星火燎原于国内，文字英雄下夕烟，朱先生与金先生，皆乃笔者初习文时私淑之师也，还猥承国良师赐赠《浮生梦影》一卷，至今感念。其时值朱先生主持《浙江日报》学习周刊“三味书屋”专栏笔政，每见金先生金英美玉于其上，发而为歌吟，形之于辞章，心窃慕焉。遂有意悉心揣摩二家笔致文风而盎然比较，颇多心得。今就两先生文法异同微陈管见，以为引玉之石。

就两家之同而言，朱先生与金先生都以纯熟语感为前提，克尽杂文随笔之谈笑风生，尤其均善于在不长的篇幅内尺水兴波，或用名言述理，或取典故讲事，在形象的推导中运行形散神不散或曰藕断丝连的思理。如朱文《翻卷琐记》云：

“一个人不能骑两匹马，这是德国大诗人歌德的名言，一个人不能同时趟两条河，这又是古希腊哲学家的劝道。意思是不宜从事两项不同的专业，否则就会得不偿失。这差不多与古语中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有些相通之处。人的天赋并非只能干一项专业，许多人有多方面的兴趣才能，其所以不能骑两匹马，主要是时间和精力所限。如今有的作家学者热衷西施弄桨，范蠡荡舟，美女功臣皆下海，红袖当垆，青影掌勺，佳人才子早经商。说是下海捕大鱼，上岸著妙文，其实经商和为文著述完全是两回子事，要想乐艺乐钱兴无涯，亦商亦文并荠花，恐怕是难以达到这个境界的。要紧的是集中精力，如放大镜一样聚焦，才能燃起火种，形成燎原之势。塍蛇无足而飞，鼬鼠五技而穷。苟子的劝学中的话也与歌德之言中西碰撞、同义同理呢!”

妙笔间左右逢源而信手拈来，骈散交错，充满文化随笔小品的知识含量且笔含风趣。金文《求深与厚实》亦由某资深学者在《文汇报》刊文针对一青年鄙薄读书的求深、理论的厚实展开批评入笔，引出“时下作家群里的一些人，不思精深读书，却想高产丰产”却“不知已落入了晚明性灵派的窠臼”，引出余秋雨散文成功之道不在于文学性，而在于学术性，“倘若擅长精雕细琢的小女人小男人们具备了余先生的学养，那么写出来的文章，余先生如果不是望尘莫及，至少也会相形见绌”，因而形象生动地指出“不客气地讲，秋雨飘落点是一片阅读与写作的荒原”，进而作为比照，笔锋一转而又引出“当今文坛，作家王蒙是个值得钦佩的人物”，历数其包括研究《红楼梦》、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写序等表现，充分肯定“作家学者化”之必要，并随机穿插“历史上，文学本属小道不屑挂齿，后曹丕不平则鸣，提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及汉代扬雄决然摒弃童子雕虫篆刻、一改文风的故事，发出了“我们只要简单想一想，鲁迅如果不是一个学者，其作品能如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吗”的扣问。行文如行山阴道上，仄仄、盘绕、延伸而引人入胜。这种收放裕如的文法，实与朱先生可谓同出一源，难怪乎深得作为责编的朱先生青睐而第一时间刊发。

当然，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两位先生于英雄所见略同之际，也不乏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之才质。就两者之异而论，愚以为主要是相互关联的两点。其一，朱文更重运思之“同”，金文则更重运思之“异”。略观上述《翻卷琐记》一段引文即不难感到，朱先生虽掇用了平时积累的多则素材，却属于同一个逻辑层面的反复演绎，并未也并不旨在推进文意，显得更为洒脱自由，这与金先生虽同样驱遣多则古今中外机趣材料、却富含析理之角度与序列，微妙有别，后者却并不平行罗列材料，显得更为紧凑严谨。这就相应地带出了两者另一不同：朱文更重横向之铺展，气场偏乎情感，金文则更重纵向之掘进，气场偏乎理性。这大概就是朱先生更擅或适合于写情思旖旎之散文，而金先生则更擅或适合于写思辨纵横之杂文的区别缘由吧？

惟其如此，朱先生是茶，金先生是酒；朱先生是剑，金先生是刀；朱先生是英雄，金先生是枭雄；朱先生是运笔不灵看燕舞、行文无序赏花开，金先生则是王侯将相宁有种、我花开后百花杀。二师皆贻我良多也。

（七十六）布局疏密与转弯艺术

先生的又一种独得禀赋在于，极敏感于不同文体之语言性质，特别是在同一篇作品中高度注重行文布局上的密与疏、浓与淡、疾与徐、重与轻，并于积极转换间风华掩映矣。这里面的一个基本技巧便是转弯艺术。如在以下两例中，先生都用古诗文句来巧妙地进行由密至疏的灵动调控。《商海舞弊者十鉴》发轫于一段论及以中介为特征的边缘学科兴起的交代文字，因题材之严肃而显得面目较正经而学究气，于是次段不失时机地转弯一笔，假借荀子《劝学》之语““登高而招，臂非加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物也”转弯，引出不法商贩利用边缘学科行鬼蜮伎俩的论述主心，读来便让人由沉重而趋于轻松平易，疏密相间，收到了很好的说理效果。《“曲线”改革及其它》亦然，它在点出人类曲线思维的必然性后，又及时转弯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句陆游名诗，推出“曲线使人在挫折中看到光明，于黑暗间感受勇气”之后文，也属于浓淡相宜的精心布局处理。

（七十七）垫笔与留白

为文至境增之一分则累赘、减之一分则害意，这反过来证明了增减的辩证法是多么值得有心人善加驾驭。

就增之一面来说，先生常常使用垫笔以拓深意味。如《爱情无须婚礼》开端先云：“虹，我的中学同窗先于我结婚了。她为了能体面地成婚，不惜数次违心地与有情无钱郎分手。但瞧见她身批婚纱娇依在西装革履的夫君身旁或点头巧笑，或飞吻致意，心中总泛起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回归之感。”继而才以此为铺垫写出“我”的另一种不同婚礼经历。与此相似，《垅上不复旧日景》开首亦先云：“丹桂飘香的日子，禁不住流香的诱惑，去了一趟赏桂胜地满觉陇。但见花树溢彩流金、争妍斗艳，阵阵清香沁人肌肤。可遗憾的是人满为患，杯盘狼藉，花前树下几无立锥之地，甚煞风景。”继而才以此为铺垫写出第二次赏景的清静。这种笔法，看多了也诚然是一种惯例或套路。垫笔前导，此之谓也。

就减之一面来讲，先生则往往使用留白以延宕意味。如《科研的底线》通篇忧患于当前伪科研风习甚嚣尘上，结尾忽借用元人张养浩《黄州道中》诗句“闲云一片不成雨，黄叶满城都是秋”，发出了“何当黄叶满城时”的悲愤天问，沉郁似一江春水滔滔不遏，又如一曲宫商娓娓弗止。留白策应，此之谓也。

（七十八）顽皮代笔

先生偶尔亦顽皮心性发作而捏造作者姓名发表自己的得意之作，又抑或出于某种原因作品未及刊发而不得已换个名字用于自己所编辑的刊物，只要对先生文风稍有感知者，不难辨识矣。如《由柳开食人肝说开去》署名“杭州学军中学初三 戴碧”——“戴碧”者，代笔也！一个初三学生能写出这样的杂文来吗？《“见风使舵”刍议》署名“杭州学军中学初三 李刚”——这个“李刚”不意与二十多年后风靡神州的“我爸是李刚”重名矣。《五泄纪行》署名“杭州学军中学高一 金丽萍”——则是不虚负夫人之咏絮才也。至于那篇很长时间里令笔者叹为观止的《“三”一定胜过“一”吗》，通过论述“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在群氓思维上可能导致“艄公多了弄翻船”、进而指出“人的质量比数量更要紧”，署名“杭州学军中学高三 毛雪峰”——这个“毛雪峰”实有其人乎？是不是毛昭晰先生除毛雪绮老师外的又一个弟妹呢？谜底也便只能请先生自己来揭开了。

（七十九）视觉造型

西谚云：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朱自清《背影》一文之所以历几代人阅读而暖意不湮，始终打动着不同时期的无数读者，一个成功奥妙乃写出了让人经久过目难忘的视觉造型——老父亲蹒跚着艰难爬过铁道、爬上月台为即将远行的儿子买橘子。泪眼婆娑间，先生亦善敷亮色于文中之特定场景镜头，即定格也。多少年后，我们可能淡忘了先生作品的情节，脑海中却或许深深铭记住了那仅有的一二个总宛在眼前的生动视觉造型。且看《母亲的回忆》中这段文字：

“那条蜿蜒十里，通往曾消磨我韶华赋予我沧桑的偏僻乡村的黄土羊肠小道上，母亲手提肩挎着我的生活必需品——霉干菜、咸肉、咸鸭蛋之类，不知步履蹒跚地往返了多少次。以至于我今天一瞧见黄土，母亲那瘦小的身影就浮现在眼前，昏黄的视觉底子，呜呜的山风声，催人泪下。刻骨铭心的影像注定要伴随我到老，直至精神与肉体的消亡而消失。”

白杨高树，悲风乍起，烟雨梦痕，几多叹逝。低首轻蹙，欲语还休，冰海万阑，点点离愁。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八十）字如其文

历来也有《谈艺录》，却似未见将文章与书法联系起来考察者。一个人的书风与文风有关联吗？至少对先生而言，回答是肯定的。先生尝颇自得于“一笔好字，二等文思”，确实，先生写得一手好圆隶，仿佛李劼为钱谷融测字所谓“外圆内方”，又恰如傅杰教授所谓“脑袋要圆，屁股要方”也。而其蝇头小楷尤具楚楚风致，昔与金敏、卢瑞宝等学军工书老宿相抗手矣，不能不令人怀想那个龙虎辈出的时代。二十年前笔者曾有幸亲见先生以蓝色圆珠笔书就的《谨防文墨功能的矮化》文稿，银钩铁画，从容如步。噫，这样的时代如今只能在民国的故纸堆里找寻了。以2003年为界，先生后期创作的总体质量似不逮前期，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告别了传统书写而用上了便捷的电脑。其实，在纸上写字，与在键盘上打字，写出来的文章是大有区别的，前者远比后者格局法度严谨而善于自控。油然忆及大学时，莫小米女士来校作文学创作讲座，无意间披露，三十余年前，杭报尚是四开小报，“那时在上面发篇文章，一年之后人们都还可能记得！”呜呼！星移物转，大浪泥沙俱下矣。想今日域中传媒泛滥，键盘鼠标仓皇与时俱进之际，又有几许如先生曩者一笔一划在方格稿纸上扎扎实实“爬”出来的？

（八十一）自学早慧

青年时之先生，手不释卷而求知若渴，读过许多小说，《立论》中便提及曾读过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等，与壮年之先生更愿意在互联网上随机搜寻资料（因而引发异议，有人讥为“东抄一段、西摘一段”而散漫支离，笔者偶亦有同感）不同。大革命风起于青萍之末时，先生正上初一，被迫停学，响应号召，自杭州南星桥轮船码头摆渡至桐庐乡下插队落户。在乡下插队劳动。从事割稻等体力活。期间环境虽苦，不辍读书，曾见一果农撕下《三国演义》一书的纸页包苹果，遂于夜间悄悄溜出，重新打开抚平已皱巴巴的《三国》纸页，就着煤油灯光津津有味读之，天亮后再原封不动包装回去，若无其事。其时已初步打下读书与写作的人文功底。想那扪虱岁月，多少人蹉跎于田间地头！先生忙里偷隙，施此曲线读书之计，诚王静安所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耶？不知二十多年后，先生写《为文风格说》，凭记忆征引《三国》玄德阿瞒青梅煮酒论“龙之变化”一节之际，可泛起“早稻田大学”这段苦涩的读书记忆？也因了这段积累，拨乱反正后，早自1984年先生便已开始为《杭州日报》“文史信箱”专栏撰稿，当年度刊出有谈“六艺”、莎剧以及记叙知青辛酸生活而感人肺腑的《桃园书忆》等篇章，嗣后遂如大江出谷，一发而不可收也。

（八十二）阅读偏嗜

先生在《下台阶与铺台阶》一文中引用《论语》，在《文体的等级》中引用《诗经》，在《“比喻的遗憾”与“遗憾的比喻”》中说“家藏荀子文集，时常摩玩品味”，在《偷得浮生半日闲》中引用《新语林》，在《文以辩洁为能》中“夜读明史”，在《谨防文墨功能的矮化》中“夜读古籍”……据此，似可综合推断出，在先生家中、心中有着一座极为丰富的书城？询之以先生，却答曰不然：“书太多往往是出于装潢需要（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抄书不如背书），我的书不是很多，但都是我要读的书，以古书居多。以前对平面媒体很看重，现在看法改变了，于是报刊杂志基本上一份也不定，需要时只在网上查看。”考究先生所推崇之作品，大略能窥先生为文之心曲追求也。印象中先生盛意推许过的文章，有张金岭《爱国贼》、鄢烈山《教育不公乃最大不公》、朱健国《早叫的公鸡》、刘洪波论“治沙最容易”一文、焦国标《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吴非《“不是爱风尘，又被风尘误”》与《高考作文阅卷手记》，以及张中行、黄裳、黄一龙、邓高如、王彬彬、葛红兵、赵健雄与南翔诸子的作品，每有臧否妙论如“洪治纲不如曹工化”等唾玉咳珠。先生书斋名“苦口斋”，与这些思想的牛虻一样，精神上其实是寂寞的，遥遥舟飏，飘飘衣吹，曾经沧海，吾谁与归？俱值得有心后学悉心揣摩。

（八十三）早期文艺腔

“文合为时而著”，带出的客观后果是，为文风格常可窥时代风尚之一斑。上世纪八十年代先生沐改革新风起步为文，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年代报纸副刊特有的文艺腔，即每每讲究起承转合、首尾照应而前后一致，宏大叙事之嗣响，不绝矣。如游记散文《疾风骤雨赴玉屏》极尽一步三叹、一唱三和之“做文章”态，铺垫包袱一个接一个而九曲回环，正是那个年代的文章的典型做法。今天写作散文游记却显然已非这般了。窃以为，此文兼具李健吾《雨中登泰山》之曲折叙事与刘白羽《长江三日》之充沛抒情，两文皆高中语文课文长期收录之经典老课文，可见先生受专业影响何其之深乃尔。

（八十四）文白相间又一解

前已论及先生文白相间之陌生化效应。细作思忖，此举尚可找到新的解释。如《看客》写屠羊惨状：“其一白者蹲、其一黑者卧，……绵羊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来不及一丝呻吟；那不速之看客，于利刃扭出圆弧前，或颔首合眼、或侧目余光窥视。俟剥完了羊皮，掏出了内脏，灌好了羊血……”掺用适当文言字词而非纯以白话直通通出之，恐怕还有令读者与血腥屠戮之现场拉开观看距离、减轻血腥不适感的间离化考虑，因为在今天，文言的陌生化程度较之白话无疑更深，是耶非耶？

（八十五）矛盾的痛苦

先生“写作运思”系列专栏文章尝自道为文甘苦，计有“功力不足的痛苦”、“时不我待的痛苦”等不一而足，愚以为还有“矛盾的痛苦”。即囿于杂文写作在先验批判上的匮缺，每每凭经验感觉痛下针砭而不仔细盘查运思出发点有否前后龃龉之处，不知不觉间矛盾生焉。

考先生偶或智者千虑失之一疏之自相矛盾，亦有局部与整体之分。前所论先生一面力倡“荐贤者方为贤”，一面却“忍不住当头棒喝”新秀后生郭某某，即一例也。另如先生对“常识”之态度，亦有前后矛盾之可议处，一面撰《常识的警告》呼吁“常识往往是蒙昧与专制的死敌”而重视常识，一面却嘲谑《言说抵抗沉默》“是常识……即便非常识，同龄人中能有此类思想者也大有人在”，相信“语文教学关键在于引导”之类论文题目是无异于重复“吃下去的饭菜消化后会变肥料”的说了等于没说的常识（见《立论》），认定“毫不客气地说，《言说抵抗沉默》里的思想如果能算作一种思想的话，之于一个作家型的语文教师来说，只是一种常识”，这岂非同样前后矛盾？莫非在先生心中存在着两种“常识”？遗憾的是未见对此的进一步申说。先生1984年为杭报李文伯先生所执编之“求知”版面所作《是谁咬掉了他的鼻子》、《水有“皮”有“骨”吗》等“逻辑趣话”文章，早已指出在形式逻辑三大基本规律中，矛盾律通常被表述为“A不是非A”，或“A不能既是B又不是B”，即指任何一命题不能既真又不真。亚里士多德便以为，说某物既为真又为不真，等于什么都没说。以此观照，先生在思辨严密性上不亦有授人以柄之虞乎？

较之这类局部自相矛盾，思想立场上的整体自相矛盾，在先生创作中亦并非无可寻绎。倘提问：模拟一位大人物“马克思+秦始皇”之立身公式，先生则如何呢？回答是：“刘文典+鄢烈山”！比如先生虽附议鄢烈山而同样力倡“公民写作”（见《“公民写作”与“臣民写作”》），屡屡在文中流露出的心向往之的历史对象，却是傲兀不羁翻青白眼怒骂蒋氏“你就是新军阀”的民国奇人刘文典（见《“袁秘书”与“蒋总统”》、《有关民国时期多余的话》、《“良渚多了一所主张幸福的学校”吗》、《大气何以成大器》、《童心与良心》、《徐怀谦之死》、《调侃“西风”西蒙周》、《教师节是个什么节》等），事实上，“刘文典”堪称先生笔端出现频率最高的历史人物，其深得先生潜意识中之喜爱，良有以也。固然，先生自己亦堪称学军抑或文澜之刘文典，从不向慕体制内名誉表彰而高风亮节，遂率性笑骂无所顾忌而每每令同事惊悚矣。但是，从逻辑上考量，这不禁使人按捺不住追问：刘文典与“公民写作”是同一个套路吗？刘文典这类人物从事的是“公民写作”吗？刘文典会成为“公民”吗？刘文典是反体制，是自由主义；“公民写作”却是遵循与改进体制，是反自由主义。难道不是正好相反的套路、犹两股道上跑的车吗？先生是如何同时赞成并践行这两种相反的立场的？又将如何集这两种相反的立身秉性于一身？这真能通过认识论的严格检验、而变得可能吗？

（八十六）本事辑证

如先生自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除了写散文，还写过小说，写过报告文学，甚至写过格律诗，但最后发现，最适合我性格的是杂文，文如其人，不余欺也。与其说我选择了杂文，不如说杂文选择了我。”这便如前面所分析，先生为文无圆月窥窗之妩媚，而多犀角烛怪之冷烈，创作风格无疑是以现实主义为宗尚的。这使我们今天读先生不同历史时期中创作的诸多作品，能相应地生出“诗史”之感受，而窥包括先生经历在内的时代痕迹于字里行间。如读《并非职称制度惹的祸》读至“可与此同时还记得1979年曾教过一个特殊的学生——物理海洋学家苏纪兰先生的公子，此生由于国家利益随父母由美国迁居杭州，插班在杭州学军中学初一3班时汉字不识一个，却能用英语写小说”云云，可知先生甫入行时教的是初中而非高中；读《模法作文与张扬个性》读至“嗣后替《中学生语数外》写专栏文章，发现南京金陵中学也有个俞姓教书匠走火入魔，编了一本谈写作模式的小册子在杂志上连载”云云，又可知先生曾在这本杂志上发过作品，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考索先生作品中的这类本事并有心辑证之，是一种意外的收获与乐趣，它将深化我们对先生作品的理解。比如先生何以会在1994年写作《面对闲言碎语》一文？那是因为随着先生编书赚润笔日多而引发同侪不乏妒忌的闲言碎语，这些腹诽声中主要的一股，是议论先生“心思不放在教学上”而“钻在钞票里”（笔者便曾亲耳听过一位与先生交好之教师背后如斯，不由人不感叹人性之复杂），先生干脆大风灭烛来一篇探讨人生路途中如何以定力抵制闲言碎语、何妨吟啸且徐行的随笔。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胜过了多少面红耳赤的无谓“辩诬”。当然，活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想要“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完全挣脱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与人情社会也诚然不易，为上述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先生亦曾付出过代价，因为腹诽的极致可能是使绊子。有好事者曾疑窦丛生：姑不论先生迄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已近千篇的作品创作发表量，单说先生1988年即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专著《初中语文教与学》（与金敏老师合作）、1990年即出版面向全国发行了九千套的专题讲座录像《中学语文教学新探索》（与刘听兴、袁金麟老师合作），怎会迟至1996年方评为中学高级教师？与年轻自己好多岁的老师同批升等？盖因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闲言碎语中有一位主事者参与晋职投票，竟暗中将先生名字划去，并托辞曰“班主任工作未满十二年”（传言昔时评高职有班主任工作须满十二年之规定，先生则任班主任十年），实则肇端于私怼，尤为一套十六本丛书的署名落空而涮了先生一把，致令同为评委的杨一青老师仗义惊呼“名单里如何没有金新”。俱往矣，这就是人事复杂的诡谲江湖。那段时间先生何以会在《博士与教授》一文中喟叹“目前职称评定中的弊端：论资排辈、人际关系、权力因素，致使众多‘小儿科’跻身教授、副教授之例”？又何以会情郁于中而一举撰成《名声·名实·名节》这篇不乏现实原型的著名杂文？实乃物不得其平则鸣，而皆有本事之寄怀可寻也。

（八十七）可考虑著《倒读语文》

先生曾言：“一个学生碰上一位真正擅长于舞文弄墨的语文教师，那是他一生的幸运。”（见《模法作文与张扬个性》）茫茫人海，因缘所及，能在求学时代遇到先生，即为笔者一生之幸运，某种意义上奠定了自身为文的根基。不敢奢谈传先生笔墨衣钵之什一，却可以在身经高校阅人无数后负责任地说，在这个泥沙俱下、妍媸混杂的体制里先生尽管无系统专著行世，却是笔者平生所见水平最高、最具有思想高度与深度的语文老师。一大证据是，先生教语文绝不人云亦云，而每每以深厚学养引领莘莘学子批判性、创造性地平视收入语文教材之经典作品篇章，笔者愿意将先生的这种读法称为“倒读语文”。

先生怎样运用批判性思维来倒读语文？固然首先出自对“目前语文教材只允许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可以有批判性与中国当代文学只能有歌颂性的现状”（见《任尔东西南北题》）的忧患，更在教学具体作品时身体力行，从看似没有问题之处屡屡发现并揭示出经思维火花淬炼而成的独特问题。除已遭多位杂文作者撰文批判的丁玲《曼哈顿街头的夜景》等作品外，据说在教学高士其的《笑》时，先生便引导学生们一连找出了近十处为文瑕疵。试再就先生文中所及，复举几例邀广大师生同清眼目：

读《纪念白求恩》，读到“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几句时，先生想到的乃是：“高尚”得可以。问题是实在有拔高造神之嫌。“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凭心而论世界上是不存在的，这实在是上了秦始皇“朕即天下”的当！（见《“高尚的比萨饼”与“卑鄙的假大空”》）

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先生看到的却是：这原是一篇在比照中体现迅翁思维个性与共性的，如将它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百草园归百草园，三味书屋归三味书屋，那断章取义是显而易见的。就百草园而言，孤立地阅读，充其量只是写景有序而已，在同类文章中，且不云无顶尖之迹象，甚至还有“学生腔”之嫌。令人遗憾的是，此等文化阉割，我们有些语文教材也十分热衷。（见《名著的悲哀》）

读《匆匆》，先生感到的乃是：中国打仗时，有许多爱国烈士，他们为国献身，但是，朱自清重病在身，宁可饿死也不要美国人的‘救济粮’，很多人都说他有骨气，但是我却觉得这样做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说不吃不喝，宁可饿死，可以换来别人一句‘有骨气’，我就觉得朱自清死得轻于鸿毛。生命第一，这是我们老说的一句话，为什么有人宁可饿死，也不吃眼前的粮食呢。都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但是我认为不会防御，就无法进攻，打仗就是要有强劲的力量，你连饭都不吃，连枪都拿不动，怎么能……（见《远离人文的语文》）

读《醉翁亭记》，读至“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这传世的几句时，先生悟到的却是：在欧公的心里，“人”如“禽鸟”般“不知”，故必“述其文”而使之（民也）知，使之（政绩也）流芳。（见《“与民同乐”的境界》）

读《黔之驴》，先生品到的又是：《黔之驴》是篇劝“驴”收敛“驴脾气”，以免无谓牺牲之“劝喻”之作。（见《反弹一曲黔之驴》）

读《唐雎不辱使命》，先生抓到的则是：“国”是“国”，“君”是“君”，而唐雎之“爱国”与“忠君”是一回事，从现代公民社会的角度分析着实令人遗憾，尽管历史地观看，还是可歌可泣的。（见《“神八升天”与“不辱使命”》）

读都德《最后一课》，先生嘴上按大纲的要求高谈着爱国主义，内心却在思忖：倘若德国的作家以普法战争为背景写《最后一课》，是否也是爱国主义？在国家利益至上的爱国主义之外，有没有一种超越国界的爱国主义？（见《历史最终是谁写的？》）

读《威尼斯商人》，先生有疑焉：要是莎翁能生活在20世纪，亲眼目睹中国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所培养的超越语言形象思维具备空间逻辑思维的“一刀仙”，且将其提炼成《威尼斯商人》内的典型细节，让夏洛克这个倍受种族歧视的犹太人能转败为胜，那该多好啊！那也并不违背莎翁人文主义的创作观啊！（见《夏洛克的遗憾》）

读《澜沧江边的蝴蝶会》，先生又纳闷：正仿佛因为没有兴修水利洪水泛滥，于是我们便有了一种抗洪精神；因为反腐不力腐败猖獗，于是我们便有了一种反腐精神；因为政令不畅矿难屡发，于是我们便有了一种维权精神；因为官商勾结房价飙升，于是我们便有了一种为民意识……难道因为环境破坏“蝴蝶会”奇观消失，于是我们竟然有了一种爱国精神吗？（见《“崇高光辉”的贬值》）

……

挂一漏万。何等精妙。读先生这些散落于大量作品字里行间的珠玑，笔者每每心折不已而生出系统整理的冲动。窃以为，先生大可不必在意出版杂文集，在今天这个时代，所谓杂文集也者，多一本不多，少一本不少，未必入读者法眼而具大气象大意义，却颇可考虑撰著一部书名为《倒读语文》的研究专著，专门论述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议题在内的语文倒读思想策略，甚至连这本书的结构框架，笔者都已替先生擘画好了：可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论“文”，专谈课文篇章之创新倒读；下编论“语”，专谈从一些习焉不察的语言表达中倒读出的思想智慧（如前所分析之“泛责任”、“严格规范从政行为”等值得追诘的表达）。相信这本书出版后，必将广受师生青睐，比一般的杂文作品集子委实要意义得多了。现在亟需这样一种新著来激活思维。不知先生以为然否？

退一步说，纵览史乘，太聪明的人往往最终最后成就倒并不显得有多么高，因为一个人太聪明了之后，也便不愿意下太多死功夫与笨功夫，相反思维每每倾向于跳跃发散而见异思迁，如先生所说“猴子屁股坐不住”（亦见《“与民同乐”的境界》），而终未能在专门的问题上深锥下去而成就名山事业。笔者才学不及先生之十一，颇常以此自警。仅于此建议先生，在上述这些很好的思维灵光指引下写得慢些、打磨得精细些，则读书人三生有幸矣。

（八十八）轻觑女性

不知读者诸君注意到了没有，反正笔者阅读所及，在中国写杂文的作者队伍中，女性凤毛麟角，是否绝无仅有则尚待考。看来，某种意义上杂文创作属于一种男人的事业，大有招致当世女性主义挞伐之危险，而让人哑然失笑且捏把汗了。刘再复曾谓，李泽厚的美学是一种“男人美学”，信然！愚以为先生的杂文沧海虽众，即或取一瓢饮也亦较难品尝到对女性的款款珍视。而倒是不乏“剥去巩俐的画皮”、“谁说倪萍无脑子”这样的大男子主义表达，呵呵！可以想见，一个女性主义者读到“文学与政治紧密挂钩充当婢女抑或清客门客食客是文学的耻辱”（见《文化“救赎”》）这类飞快滑出笔端的文字，一定会愤愤然：当贬低某对象时便使之女性化（“婢女”云云），此非你们男人们潜意识中对女性之歧视而何？遑论进一步显得轻忽的妖魔化之嫌了。兹复举几例先生作品中对女性之潜意识微妙态度：

不久前到邻省某名校考察，接待者知道我是写杂文与思想随笔的，微笑着告诉我他们学校语文组的一个国家级骨干教师也是这方面的人才，并立马递上了她的大作。一阅，这篇印在校报上的所谓文章，只是一篇小女人无病呻吟的垃圾文——堆砌华而不实的词句“长城”，卖弄自作多情的风骚“立意”（如果还能算“立意”的话）。（见《是谁偷走了孩子的思考能力？》）

流潋紫的《后宫?甄嬛传》让思想者感到悲哀。小女人的无病呻吟迎合了威权对文学远离思想、“愚”乐社会、间接洗脑的的要求。（见《“流行”与“经典”》）

……

拈出此点，倒也并非一本正经想要说明什么真理，既曰谈艺录，也不妨姑妄言之姑听之。从《求深与厚实》开始，先生便对那种热衷于渲染“杯水风波与耳鬓厮磨”的小女人散文不屑挂齿，记得还对“黄爱东西”表示过男性的不解。其实，任何一个硬币都有两面，有时改变一下习惯性思维，会海阔天空，韩石山便曾认为小女人散文的流行不是坏事，那种对生活细部的耐心开掘与着意咀嚼，恰可补华夏男性权力文化之缺失。这不是很有意思的话题吗？

（八十九）叙述视角之代换

先生敏锐之开合文思，使之追求写作别趣而俨俨然尚有一绝，即在杂文创作中巧妙代换叙述视角，变全知全能之呆板全聚焦为剧中人，通过内聚焦而现身说法矣。这在《文坛登龙捷径说》、《教坛登龙捷径说》等作品中均典型可见，而最精彩的尝试则应首推《一位中学语文特级教师的举报信》。是文假借一位体制下语文特级教师向当局写信“举报本校教师樊传统在语文教学中那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极不负责的严重违规问题”的末流口吻，幽默地调侃并反写自己在应试平庸吸血体制中常常被无奈逼着单腿下跪的卓荦不群：

您猜樊传统怎么着？他竟然一节课上四五篇文章，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丝毫不按教学环节授课。教研组内批评他，他还狡辩什么“文选烂，秀才半”，什么“乱拳打死拳教师”，什么“师傅引进门，修行靠自己”，什么“课内打基础，课外求发展”……乱七八糟的，您说，如此这般，要老师干什么？如此这般，一册教材有几节课好上？……您猜樊传统怎么着？他竟然胡说这是“青楼艺术”、角色错位，说什么腹无诗书气不华，还不如“茶壶里煮饺子”，饺子倒不出来，倒出来的饺子水比“吹喇叭”吹出来的唾液强多了，既有营养，又没有非典病毒。……您猜樊传统怎么着？他竟然不顾学校的声誉，当着外校听课骨干教师的面说我作秀，还不知天高地厚地说，如果他是校长，就命令我用剩下的40分钟与学生做同题作文，做不出来就让我下岗。您看他多狂妄，这样不懂人际关系的人能当校长吗？……您猜樊传统怎么着？他竟然一改“君子动口不动‘笔’”，即只在嘴里说不在文中评的习惯，在大报小报上写“乌鸦嘴”文章攻击我们，不，准确地说是攻击语文教学。他最近写了一篇名叫《门客·食客·清客》的文章，表面上是研究文题中三个概念在缺乏民主大环境里的演变过程，推论“毛遂自荐”现象不多见的原因，实际上是影射您与我们之间的关系，证据是，文中提到《红楼梦》的清客“单聘仁”是“善骗人”的谐音。照那么说，您的姓名“季得利”不就是“既得利”的谐音了吗？您看，他多狠毒！……

噫嘻，起金圣叹于九原，这位旷世才子想必都会油然发出浩叹：怎一个妙字了得！

（九十）学生腔不可有，童心却不可无

李卓吾呼唤的童心，实乃为文者不可或缺的赤子之心。据说大学者钱锺书的平生嗜好是逛动物园，这令人想到先生某年初冬同样参观申城动物园、观看孔雀开屏同时暴露之尻眼而想到“比喻之两柄”——此不正钱教授锺书先生《管锥编》之独得胜义乎？先生作品中偶亦泛起童心的涟漪。如《爱情无须婚礼》叙述身着中山装寒酸服饰坦然结婚、为宾客们点烟敬酒的那个夜晚，是“一个天上挂着一道彩色圆弧的夜晚”，不经意间的一句，让人遐想联翩：是彩虹吗？是月光的奇特倒影吗？还是月下老人悠悠幻化出的鹊桥？都仿佛是，也似乎都不是。恐怕连先生自己也说不清。一篇好文章，真就需要有那么一点儿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才活起来了呢。迷离惝恍的造境，使全文笼罩于童话般的纯真，不恰是艺术理论家比如余秋雨道出的艺术一大至境——“未知”？

（九十一）假借与跨学科

先生素重“假借”，1990年主持出版《中学语文教学新探索》十四讲教学讲座专题录像时，曾特辟一讲曰“阅读教学中假借手段的运用”，未知是否乃先生主讲？看起来是的。前面所已论及的诸多为文特征，如文体实验、叙述视角代换等，皆可视为先生之灵活假借。譬如变体妙文《巴特勒上尉致萨科齐总统的信》与仿体妙文《人的驳诘》，一假借自曾入中学语文补充教材（笔者中学时即学过）的雨果名文《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一假借自迅翁名作《狗的驳诘》，而创造性地接着讲。这也是精彩绝伦的假借范例。

惟其如此，先生杂文创作每每呈现出一种跨学科的广播知识面，甚而不乏对自然科学之积极假借者。举其要者如假借数学与物理知识：《“呼啦圈热”及其它》开篇不同凡响——“时下，大街小巷玩呼啦圈的正几何级骤增……呈现出一股股色彩、势能、舞蹈交融的旋风。”一个数学术语“正几何级”，一个物理术语“势能”，假借得熠熠生辉。又如假借化学与生物知识：《谨防文墨功能的矮化》精妙设譬云——“万物的矮化或曰退化，均与环境有关。譬如鲸、海豚在进化过程中，囿于外因、为求生存，四肢成了鳍状；仙人掌的叶子盖相同故，成了针形。生物体这种于演变进程里某一部分器官变形改状，构造缓慢简化，机能逐渐减退甚至完全消失的现象，正在文学或者说文字领域克隆。”再如假借地理知识：《“公民写作”与“臣民写作”》有道——“其实出革命土匪吃辣什么的，是湖南人，而且同是吃辣，四川才是麻辣。”均假借其它学科阐明道理，谈笑风生间，给人以如沐春风的理趣。

（九十二）尺幅寸缣之文

此则前原拟另有一则“娴于节令”，指先生每每善于抓住节令为文以提高发表率，如教师节来临而作一篇《重提“师道尊严”》，中秋良辰逼近而撰一篇《圆月·文人·奴才》……诸如此类，俱能反映先生长期涉笔为文对报刊运作机制的极度适应。不过任何事物皆有两面性，这种适应反过来似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先生的成就，那就是失之于短，犹向子期《思旧赋》般“刚开了头便煞了尾”（鲁迅语），或如先生自己所说，乃“尺幅寸缣之文”，匹似先生才写几百字便表示“行文已冗，理当搁笔”（见《“呼啦圈热”及其它》）矣。长此以往，这种写法恐怕也限制了先生的成就，因为千字文毕竟是以回避艰辛的论证展开为代价的。就拿《教师自古远队伍》一文的立意来说，要做好这篇文字并使之真正成立而令人信服，至少便应该从正面回答：教师概念内涵的古今变迁；队伍一词的褒贬辨析；有何确切证据显示古代教师是远离队伍的；自何时开始又有确切证据显示教师开始队伍化了；这种异化的标志是什么；其造成的后果为何；等等。所有这些子论点都要得到透彻论证，方是一篇至少万字以上的条分缕析的大文章，甚至可写成与周非的《中国知识分子沦亡史》相媲美的专著。惜乎，一个很好的题材被先生蜻蜓点水一下点过去了，总嫌缺乏严肃深入的论证，这便大大削弱了论证力量。至少自2000年以来，笔者似乎未见先生数万字纵横捭阖的大作品（长文章倒也未必一定是学术论文），难免在心中留下了意犹未尽的期待。

（九十三）不畏敏感

在“一腔老血”（陆谷孙教授戏语）的良知驱动下，勤奋笔耕三十余年、已拥有两千篇杂文随笔发表基础的先生慨当以慷，勇猛精进，在杂文与时评这两种文体之间骑着思想的野马自由驰骋，为读者奉献了一批话题不乏敏感、却充满了阅读思维快感的作品。这在先生作品涉及的多个领域均不难见出。

满怀赤子之心锻剑于政经法领域，是先生的一贯思想本色。他曾创作了多篇涉及国际国内时事题材的杂文。如就国际政治题材而言，书信体杂文《巴特勒上尉致萨科齐总统的信》，于巧妙类比和戏仿之际触及了不同体制孰优孰劣的深刻主题；类似的追问，也成为了《美国是否需要奥巴马为舆论监督撑腰》、《一样“扔鞋”两样“情”》、《毛泽东的“132小组”与奥巴马的“AA制”》、《文摘结集的尴尬》等一系列作品的旨趣。读来发人深省。

而就国内政治题材来讲，先生更是将视角伸向了社会国情的方方面面。举其要者，有关注言论自由度的正话反说类杂文《钟南山，“言词火力”且慢“十足”》，有关注公仆角色定位的欲擒故纵类杂文《切莫逼迫逯副局长说假话》，有关注权力阶层表现的反诘式杂文《“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吗》，有关注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联类式杂文《从“跪”想开去》，有关注舆论民主进程的调侃式杂文《谷歌CEO的断言遭遇“鸭嘴兽”尴尬》，有关注叭儿狗心态的借古讽今式杂文《“红歌干部”与“时尚先生”》、《由〈盛世中国〉的矫情想到〈东方红〉的纯真》等。其中不少话题都带有某种敏感性。先生文如其人，执笔如刃，一一予以犀利剖析。这些作品情感浓烈，写作手法多样，因而被各媒体和网站迅速发表和转载后，引起了读者的共鸣。

在杂文作家群中，以教师为本职的先生具有一种较显著的学者功底与气质，这使他的杂文创作中不乏深度解析社会性突发个案的作品。体现出他这方面思想底蕴的作品，有《知情权缺失的背后》《“人大代表愤然离席”该是谁的“清醒剂”》、《“听将令”与“反腐败”》、《“良知”与“先进性”无关》、《宁“养”贪官，不“救”教授》、《“仕而优则学”与“学而优则仕”》等，篇篇力透纸背，常有见他人所未见的独立思考的新意，从中让人看到了思想者的磅礴正气。

无疑，教育的痼疾，仍是先生这位传道授业解惑者爱之深、责之切的领域。一直以来，他针对多则教育界不正常个案，陆续写下了文言体杂文《“文传公”记略》、互文体杂文《“师者惊诧”论》、戏拟体杂文《丁利坚自杀失血死亡前有限心理活动模拟》以及《教育部的教育“闲笔”》、《中国有没有教育家》、《刘长铭是怎么当上北京四中校长的》、《纪宝成校长的风度与张鸣教授的风骨》、《精神侏儒是没有资格谈爱校的》、《语文多骗子》、《应试威权下的素质立法究竟有多大意义》、《“北大掐尖”后干什么》、《北大为何要弱智》、《“上帝哟，你听这个天真的声音！”》、《人才与奴才》等一批作品。这些文章不避嫌忌，快人快语，文风练达，属于讲真话精神的诚挚体现。这里尤其可以提到几篇作品。一是，某高校博士后跳楼事件不幸发生且震惊全国后，先生第一时间写下了《〈涂序新博士讣告〉的讣告》、《涂序新的不幸与约翰?纳什的有幸》、《涂序新就读的西北大学为何到不了美国大学排名第三》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一份关怀与解读，以良知践履了杂文作家的道义。另一篇《“杭高星”，见证着一个中断的学统》则由于观察视角的极度“不合时宜”，引发了很大影响，著名杂文家徐迅雷读后曾认为，“杂文家金新此文给我深刻印象，他说：时下全国应试山河一片红，杭高亦不能免俗；杭高老校长葛锦发，是位深具忧患意识的名校管理者，他发出了‘在人文理想与功利原则之间，我选择忧伤’的世纪感叹，感人至深。”

先生兴趣广泛，视野开阔，他用90%的时间博览群书和主编人文刊物，只用10%的时间写作，厚积而薄发，这使其涉笔文化题材时也每每显得举重若轻，如《杨振宁与李政道》、《文怀沙不是“窝边草”》、《毛氏伟大在哪里》、《季羡林“大师”离“旗帜”还有多远》与《“怕为官的钱学森是面镜子”的另类解读》、《想起了报人李文伯先生》、《母亲的回忆》诸篇作品，或反刍历史，或月旦人物，或回味情愫，见微知著，亦颇耐读。

从某种意义上看，先生不但长期坚持写作纸上杂文，更以政协委员之身积极躬行着“大杂文”理念。无论是应邀在省内广电媒体上畅谈“教育瓶颈”现象和教师节精神，还是在省外研讨会上纵论语文教育走向，他的发言其实都是充满特立精神个性的杂文，由此催生了诸如《“桥归桥，路归路”》、《“雨巷”中的闽派语文》等作品。这说明，杂文写作已与先生的个体生命全然融为了一体，以杂文为终生志业，革故鼎新，激浊扬清，确是先生“思想着是美丽的”一语的最佳诠释。

（九十四）反英雄

前已论先生偶尔代换叙述视角而别出手眼，颇得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神髓，这里尚可再补充一点，先生的某些篇章还不乏西方小说之“反英雄”色彩，即于戏谑中反讽崇高主义在当今时代的异化。如《文坛登龙捷径说》戏拟的油滑父子自道，掇用了大量民间谚语，什么“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啦、“非惟天时，抑亦人谋”啦、“既生亮，何生瑜”啦、“好汉成堆，牌九难推”啦，把个以英雄自居却掩饰不住小丑心态的文人做派渲染得活色生香而淋漓尽致，这种喜剧笔法在《堂吉诃德》与金庸的《鸳鸯刀》等作品中，正有着相似的表现，亦见先生之不凡笔墨性灵矣。

（九十五）语音敲响灵感

按现代语言论哲学所示，意义问题是语言问题。比如语音，它的有机敲响会带出语言组织上的灵光，使语言自行显现出意义成为善为文者莫大的愉悦享受。先生何独能免，妙笔华章中不乏以语音的相关或近似敲响灵感者，例如：

“清香袅袅抑或杳杳。”（见《垅上不复旧日景》）显是由“袅袅”音响直接带出与之近似之“杳杳”。

“是故仰慕文坛巨子以花边华章而梦笔生花之际，……”（见《“比喻的遗憾”与“遗憾的比喻”》）花、华古义相通，更由“花边华章”（灵感来自迅翁之《花边文学》）音响直接带出“梦笔生花”（著名典故，黄山上有怪石亦名此）。

“有不食人间烟火友，……”（见《文坛登龙捷径说》）“有”与“友”首尾亦音响相合矣。大学时代教授古汉语的俞忠鑫尝说及业师姜亮夫先生一桩趣事：耄耋之年为后学题词，将“有朋自远方来”写成了“友朋自远方来”，侍立在旁的俞老师一怔，还以为老先生年高出错了，其后闻解释，两字在学问已如大海的姜先生那里无论如何都是可以相通的。立此存照，以为先生才学云尔。

（九十六）鄙薄小说

前已论及先生“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不可作为论据”之说可商，往深处寻究，实为先生心性不惯虚构而每每鄙薄小说使然也。《文体的等级》于驳斥一种谬说之际，也不免流露出轻薄小说的倾向如：“其小说不要说千年之后，恐数载即不复存！”嗣后则干脆表白：“在这个权力与金钱可能导致罪孽深重的伪商品经济之当下，囹圄于权贵资本的我实在静不下心来倾听‘街谈巷语’。”（见《文化“救赎”》）考虑到小说这种文体较之诗歌更具西方色彩，这里便多少折射出先生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的某种疏远。某种意义上，先生的这种心性，恐怕与中学语文教材中一直以来甚少外国文学作品有关。早在1936年颁行的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中，开宗明义的教学目标之一便被设定为“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在诸如此类的表述场合中，文学被目为中国文学、主要是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用心与潜意识是不难察知的。这油然使人想起治训诂学和敦煌学的一位著名学者的一段人生回忆，大意说，“中国书还看不过来，哪里有时间去看外国书！” 虽可能确实道出了实情，言语间无意流露出的国粹情结却是明显的。这也使人想起七十多年前，一位国学大师在苏州胭脂巷里和青年钱锺书促膝长谈，所留下的两句感叹，“文学又何必向外国去学呢！咱们中国文学不就很好么！”今天的中学语文教材与教学中，西方文学的比重从整体上看仍然偏弱，尤其是代表了人类文明进展的现当代西方文学，在语文课标的设计中尤显薄弱。我们是否能从昔日的镜子中，照见自身观念上的某种局限并由此前行而寻找到更新之道呢？

（九十七）韧性与任性

在现代汉语构词中，“韧性”与“任性”偏巧同音，不知是否属冥冥中造物主“比喻之二柄”安排？先生极具迅翁所说的韧的战斗精神，挚友朱伯荣曾谓之“不屈不挠”，在十年前与“教育在线”论战风潮中一举写下了二十余篇加起来近六万字的反驳文章，在五年前与19楼杭二中网友论战风潮中也接连写下了二十余篇加起来近六万字的反驳文章，杜鹃啼血之际，也不免让人惋惜：先生为此浪费的宝贵才华与时间，实在是太多了。这些文字，论质其实留不下来，论量又足以用相等同的时间精力写出一部更有意义的著作了。人非圣贤，韧性的另一面可能是无奈的任性，先生亦难以免俗矣。

（九十八）救亡压倒启蒙

先生杂文创作猎猎生风之际，很自然地不耐烦学术理论深究，颇以为“清谈误国”，尝感慨“改革开放初期，一大批经济学家为了‘社会主义的草’与‘资本主义的苗’坐而论道，让许多文盲成了富豪！为了一个‘人权’的概念，眼下一大批杂文家坐而论道，会让谁得渔人之利？坐而论道孰若起而拯之？呜呼！秀才呀秀才！”这是可以理解的华夏实用理性。不过，这种实用理性有时也制约了先生驳论的力度，显得鸡同鸭讲。如郭梦霞《“公民写作”与“臣民写作”》，本是一篇借助于韦伯自由观探讨“公民写作”学理依据是否合法的新文章，虽有失偏激甚或尖刻，毕竟打开了一个此前未闻的新的学术思考角度，先生却忙不迭地从常识的角度驳之，看似义正辞严凛然，实则是一套话语系统与另一套话语系统的隔阂，并未形成真正的对话与交锋。进而言之，用更高的标准来考量，应该说先生的一些引以为豪的见解便不一定全然稳靠了。仅复举一例：“学术问题不能政治解决，政治问题不能学术解决。”（见《请君莫打政治牌》）这可能是先生颇得意的一个看法，从其屡屡抉发之即可窥一斑，如认为此语“精辟的见解、铿锵的话语，高屋建瓴，大有荡涤一切污泥浊水的豪迈”（见《异化文墨》）。其实，先生在此所持的政治概念是狭义的意识形态而已，越出此一狭义，今之学术走向恰恰是与政治须臾不可分、归属于广义政治的，福柯、布迪厄之属精深揭示出的道理，是权力（中性化表述）无处不在而须臾制约着、影响着、建构着任何一种知识的形成，伊格尔顿名言“一切批评都是政治的”同样铿锵而世所公认。此正当今国际上大学文科院系每每被政治学派所主宰之深层缘由。兹仿先生《立论》所引金圣叹曾潇洒吟哦出的与杜子美“语不惊人死不休”大异其趣而相映生辉的“语不惊人也便休”，我们是否可以超越先生上述断语而别开一生面、也来饶有兴致地探讨“学术问题亦可政治解决，政治问题亦可学术解决”的可能性呢？

（九十九）但为苍生说人话

《谈艺录》洋洋百则十万言，杀青之际，又闻花城出版社推出《2016中国杂文年选》，迄今已发表两千余篇杂文随笔的先生的作品连续第十四次入选了该权威年选。这在省内乃至全国也不多见，使笔者对先生创作的长期追踪评论与研究获得了一个由衷倾吐的机会。知人而论世。贯穿先生三十余年杂文创作生涯的一条思想主线，是为苍生说人话。其曾先后担任杭州市政协委员与民主党派常委多年，流淌着仗义执言而为弱势请命的良知。这种良知在外现为积极参政议政的同时也内化成了心灵的尊严。先生创作颇丰，却自律甚严，并不轻易出版杂文集。正是这种爱惜羽毛、博观约取的严谨创作态度，使他不断地以精益求精的精神留下了一篇篇精美的佳章。笔者由此进而想到，国内的文艺评论往往重视小说与诗歌，对于创作成就斐然的杂文作家的专题评论研究，却尚鲜有人问津。“杂文评论”有得到学界高度重视并开拓的潜质吗？让我们以金新杂文为契机拭目以待。

（一百）创立金新学

适钱夫子锺书穷兀兀数载著《谈艺录》际，丁酉年腊月，乌云翻墨，劫数东南，爪哇国乌有乡忽出土残轴一卷，题曰“谈艺录——读金新先生作品心得”。蠹蛀雨浸，非复可寻，盗墓贼遂作马勃牛溲矣。然素心人既睹稀珍，云胡不喜，黾勉辨之，则俨乎世传钱锺书《谈艺录》之本迹矣。惟撰作者应试特级棍棒烟涛微茫，未知所出，得不谓钱默存衣冠优孟耶？抑犹昔人、非昔人耶？其辞约，其文简，三两语笔削春秋，且以老学军六六三十六位名师人格风范一一对应以金先生翻动扶摇羊角之六六三十六种文风，兹录以志简端，冀稍有裨于博学君子耳。

噫吁兮！危乎高哉。金新文风，百变千幻矣。时或如程琪老师紧俏伶俐，一曲嗟词，语笑精灵，弦上相思。时或如陈玲老师春温秋肃，亦谐亦庄，涛生云灭，冷眉热肠。时或如孙勇老师江枫渔火，紫烟流瀑，洞箫悠长，桃花岛主。时或如张琪老师月华捣练，清光流萤，边城试剑，湘女多情。时或如金连顺老师千语万言，孰若一默，闻道辞海，天空海阔。时或如韩春茗老师须弥芥子，俱是虚影，身既无物，何况于名。时或如陆兆莘老师随缘顺意，嘻哈半生，勿愁勿怨，载欣载奔。时或如宋秋珍老师静女其姝，低徊不忍，汝意善解，心清绝伦。时或如叶彪老师剑眉星目，软语低羞，心潮逐浪，漱石枕流。时或如鲍宁老师地阁方圆，乐感顺天，吾本凡人，金樽随缘。时或如吴承玫老师幽谷青竹，云鬓如缕，应悔偷药，不如归去。时或如袁宝玉老师冯唐易老，电谢波流，惜哉奉孝，愧对子遒。时或如徐平华老师朴厚如山，风雨如磐，千击万磨，斯人依然。时或如方企铭老师俊彩星眸，看杀卫郎，懒散亦道，独坐幽篁。时或如陈士良老师峰峦如聚，波涛如怒，绵里藏针，尔何能觑。时或如周兰娟老师执子之手，圆月窥窗，心开天籁，偶一断肠。时或如尤丽华老师燕月赵霜，悲歌慷慨，浅筝低吟，浮一大白。时或如琚璐萍老师侠气冲霄，率意荣辱，剑胆柔情，大风灭烛。时或如魏向红老师亭亭如盖，楚楚如星，婉兮清扬，侬本多情。时或如彭湘萍老师落花逢君，亦文亦理，微雨饯客，若即若离。时或如张学雅老师菩萨低眉，观音长发，心事浩茫，梦笔生花。时或如周明德老师玉带生风，环佩如鸣，俯察雁迹，仰观片云。时或如蒋平老师少年听雨，红烛罗帐，弹指惊雷，倏忽韶光。时或如陶亚老师睡足酴醿，起看海棠，绰约曼丽，玉颜慈航。时或如王川玲老师含睇宜笑，粉面带春，梨花弱雨，直教惜疼。时或如李典白老师丰神清逸，心思多敏，把盏临风，但看闲云。时或如毛雪琦老师兰心蕙质，贞静幽娴，情海微澜，知向谁边。时或如钟燕敏老师马疾香幽，飘逸出尘，崖高人远，碧海潮生。时或如翁启蕴老师大巧不工，放浪形骸，心存魏阙，身在江海。时或如周仁爱老师落索声名，纵浪妙化，谓吾何求，有容乃大。时或如项倩老师天纵吾才，游戏俗尘，大道多歧，行乐及春。时或如徐勤老师神女有心，襄王亦梦，隔座送钩，玉树临风。时或如何立勤老师肤如凝脂，唇若丹朱，既遇且安，难得糊涂。时或如吴雪杭老师素手邀月，柔目怜星，风兮舞雩，妙发清音。时或如纪向胜老师芝兰玉立，宝树修身，敏行讷言，悠游浮生。时或如冯定应老师锦心厚口，笑谑世相，解衣读骚，磅礴著章。噫！先生其人其文，真如七宝舍利子流转熠熠矣。《谈艺录》本粗手造次之作，荒舛离谱之伦，雪爪鸿泥，聊复尔尔。惟愿创立金新学以昭彰先生累累文绩，光大先生浩浩文脉，则云横九派而能浮黄鹤、浪下三吴而可观其落九天泻千里也！

（一百零一）衬字

谈艺录之为谈艺录，妙在探幽抉微，往往旨在以常人未见之最细密处见出真功夫。先生为文之衬字现象即为可谈之资。衬字，原为古典词学中常见之现象，先生白话行文亦每讲求节奏起伏错落变化而驱遣之矣。试看以下两例：

（1）“（毕加索）毅然挥笔作画图。”（见《为文风格说》）

（2）“它亟需要前瞻性。”（见《“规范从政行为”说》）

在这两个句例中，按正常语句表达应为“作画”或“画图”、“亟需”或“需要”，先生却为何不惮烦难而专意于保留“作画图”与“亟需要”这种看似累赘的表述呢？如果由此简单判定为不简洁，那便是缺乏为文经验的皮相之论了。实际上，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两句话都是七字句，用“作画图”与“亟需要”恰恰保持了文气的充沛浑整。倘若机械改成“毅然挥笔作画”或“它亟需前瞻性”，文意固然未损，读起来的节奏气韵却远不及七字句的效果来得上佳。这个道理往深里说，愚以为又与中国古典诗词有七言、五言却极少有六言之作的传统有关。余光中尝谓，把贺知章《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一首的每句第六个字都删去，浑不影响表意，但在吟读效果与诗意境界上显然就大打折扣了。谓予不信，读者诸君何妨一读一试一比较？

（一百零二）笔误

先生为文浩瀚，亦难免智者千虑而一疏失，笔误为证。如《名声名实 名节》，将“武英殿大学士明珠”误写成“英武殿大学士明珠”；《素质无奈应试何》，将苏轼名作《刑赏忠厚之至论》误写成“《忠厚刑赏之至论》”；《想起了报人李文伯先生》，将名报人“赵超构”误写成“赵构超”。类似等等，小处不可随便而值得出之以慎，结集时当修正矣。

（一百零三）杭语思维

笔者不断有趣地发现，身为土生土长之杭州杂文家，先生行文运笔每每是以杭语思维的。且看以下两例：

（1）鸡毛蒜皮大杂烩，藉此“风风火火闯九州”。（见《假象》）

（2）“磨一课”与“掘坟墓”……（见《“磨一课”与“掘坟墓”》）

在这两个句例中，先生试图巧妙达到的押韵，尽皆出于杭语：“烩”与“州”、“课”与“墓”，毫无疑问仅在杭州方言中才是押韵的。舍此别无他法解释矣。这表明，先生为文之际的高度心智活动，展开为虽不行之于口却在脑中仍以语言思维组织的微妙过程，极有写作心理学之堂奥可窥也。

（一百零四）敏于尊严

杂文是不断重拾人的尊严的创造活动。先生之义无反顾地以杂文写作为众生志业，归根结底乃因先生本身就是个敏于尊严的大写的人。是故，诸如黄波辞职事件与陈卫军风波等中无不可寻先生第一时间敏锐作出的跟踪性评论。再比如让我们油然来体味先生下面这则曾经的取例：

日前,某重点中学一同行对笔者讲了一桩事：一日，他在校车上批评某严重违纪的学生，另一学生冷不丁在背后喊道:“校长来了！”这是一位非常调皮的后进生，平时耳闻目睹私企化包工头式学校管理，故有此羞辱教师之语，遭到教师大声训斥，亏得近三十年的教功修炼，否则真可能干出不理智的事来。（见《重提“师道尊严”》）

闻之不寒而栗。这就是我们的素质教育结出的奇葩！文中所述尽管为转述，却似乎就像是先生自己遭遇的真人真事，其行事作风亦像极了嫉恶如仇雷厉风行的先生，不知是否确然？

（一百零五）道具妙入与第四堵墙

前已论及先生反弹呼啦圈一文力避卒章显志之呆板单调而巧妙设置道具。从新近重新钩沉出水的先生旧作看，这种道具妙入之技巧非一日之寒。先生不仅于《道具妙入》这篇写作运思专栏文章有所揭橥（此文甚佳而能于网上搜得全文），而且在不少文章中屡有掇用。试再看《妻子不让我潇洒》一文，其于笔墨间极尽渲染十余载夫妻鹣鲽深情之际，妙入道具曰：

纵然我“烦恼”也好，“不解”也罢，妻子她是“我行我素”。终于，一天，我的书桌上出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娟秀的字迹历历在目：“爱情不是花荫下的甜言，不是桃花源中的蜜语；生活的乐趣需要爱情，爱情的延续不该潇洒。”唉，妻子不让我潇洒！

看官以为收效如何？化一般化议论点睛为道具妙入——虚拟而温情的、虚中蕴实的“一张纸条”，化解了多少繁文冗笔！又增添了几许柔情蜜意！此即道具妙入之不尽余韵矣。应该说，这样的笔法，无形中深化了文章的戏剧性，与布莱希特所力倡的“第四堵墙”这一现代戏剧手法实有同工异曲之妙：以“间离”之努力，不知不觉引导观众看戏但不简单轻易融入剧情，化幻觉为艺术真实。足窥先生文思慧根也。（待续）

（一百零六）发现事实本身蕴含的辩证因素

前亦已论及先生知命后戾气骤增（有世纪之交学军师资大换血而大量引进各地名师之客观刺激动因使然，后文仍将深入分析，此姑不赘），行文愈来愈松散（先生相对好一些的文章其实集中在2003年以前，容后再详议），上世纪八十年代先生运笔行文却高度严谨绵密，留下了诸多可总结的成功经验。对辩证思维的严格坚持即为可取之一端。

毋庸烦言，“辩证法”一词在我国几已家喻户晓，略有学养的人便动辄挂在口边，理论界更是整日操持不已，然而在许多人那里这却已沦为一种思维的教条和诡辩，从而极大地败坏了辩证法的声誉。而在早岁之先生这里却大相径庭。他固然也将辩证法视为一种思维的方法，却从来不是将其当作一种规范和剪裁事实的框架，而总是从所讨论的问题出发，发现事实本身中所蕴含的辩证因素，从而将辩证法还原为一种活的思想事实(愚以为这正是辩证法的力量之源)。经此一还原，先生的辩证法自然威力非凡，绝无任何教条与诡辩之嫌。这其实也正合二十世纪现象学“面向事情本身”的宗尚精神。这份功底自是艰苦的思想训练所致，此外并无捷径可走。且举一例以明之。先生作于整整三十年前之《“曲线”改革及其它》文末前几句云：

实际上，由于“曲线”运动力的作用形成的波澜不足为惧，改革是一种探索，会有反复，步鑫生的大起大落便是明证。而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曲线的弧度愈大造成的增速前进的势能愈大，亦即反作用力也愈大。”冯根生等优秀企业家们正是在这种反作用力下摸索出一套套应变的办法，为企业发展开拓出新路子的。……

细心人当可体会到，如按那种从外部强加上去的伪辩证思维，直接导出 “改革是一种探索，会有反复”以及“在这种反作用力下摸索出一套套应变的办法”的结论，也能差强人意地蒙混过去。先生却不然，对这两点结论的推出，是立足在对事实本身的辩证思维的发现与还原之上的：这就是数学上“曲线运动力的作用形成的波澜不足为惧”这一事实以及物理上“曲线的弧度愈大造成的增速前进的势能愈大，亦即反作用力也愈大”这一事实的自然、顺畅的前后联系。这赋予了全文以极大的、不可移易的辩证说理力量，委实是值得今天的有心人依然悉心揣摩汲取的。

（一百零七）处女作及其线索溯考

对先生这样一位文字等身的资深写家而言，回溯考究其处女作当是有意义的。经精确钩沉溯考，先生正式发表文章的处女作，是刊于1984年11月6日《杭州日报》第三版“求知”专刊上的《古代书籍的书名篇名辨》一文。距今忽忽三十四载矣。兹录全文如下：

古代书籍的书名篇名辨

　　问:我在自学古典文学时，往往遇到同一书有多种名称，同一篇文章有多种篇名，同一名称的书却内容不同的情况，怎样才能正确辨认这类书籍和文章呢?

　　萧山　金晓海

　　答: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同书异名，同篇异名，同名异书的现象确实存在。读者要弄清同书何以异名，同名何以异书的问题，就需要掌握以下知识:

　　一些古籍是由于成书的来源不同而异名的。如《论语》在汉代有三种不同的版本，即《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古论语》为古文，出于孔子家宅壁中；《齐论语》是齐国学者所传；《鲁论语》是鲁国学者所传。

　　有些同一内容的篇章，因编者的命名不同而异名，如《木兰诗》是宋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中的题名；同时代李昉等人编的《文苑英华》却题作《木兰歌》了。

　　有些古籍是以作者的官职、封号或谥号来命名的，因此同一作者的专集往往名称不同。如:李白的著作汇编成册称为《李太白集》，又因为他做过文学侍从官翰林学士，所以有的书名就叫《李翰林集》；杜甫的诗集有的径称作《杜甫诗集》，又因为他晚年做过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称《杜工部集》。南宋大臣、文学家文天祥，号文山，曾任右丞相，封信国公，所以他的著作有《文山先生集》、《文丞相集》、《文信国公集》等异名。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死后谥“文正”，故有《范文正公集》传世。

　　还有同一作者的著作，以居地或任所命名因而书名相异的。如柳宗元家居河东，又曾贬到柳州任刺史，并死于任所，所以他的著作就有《柳河东集》、《柳柳州集》这样不同的书名了。

　　另外，有的书篇名是以第一句或首句几字命名的。如《孔雀东南飞》，即《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首句；如《诗经》中的《七月》、《伐檀》、《硕鼠》都是从首句中取二字作篇名的。这类命名多见于较早的诗歌或无题诗篇。

　　至于同名异书的情况，或为姓名、称谓的偶合，如唐柳宗元和北宋柳开同姓，且都住河东，所以文集均叫《柳河东集》；或为后人慕前人之名而命名，如南宋赵闻礼曾编过一部名为《阳春白雪》的书，至元代的杨朝英编集词曲集，也以此命名。碰到这类情况，只要先看看书中的序、跋及编辑、刊行时间，就不难辨别了。

此与先生《想起了报人李文伯先生》所述“1984年初冬抑或暮秋时光”，匹配一致矣。至若进而溯考，则老报人李文伯亦杭城中学语文教师出身，1971年即与先生供职之杭大附中老教师卢瑞宝联袂署名发表文章也。事详《杭州日报》1971年12月8日头版，作者五人：许战，卢瑞宝，程先成，何爱冬，李文伯。此亦足见两三素心人之前尘历历因缘也。

（一百零八）巧用歧义
与科学语言的单义性不同，文学语言以多义性为自身独特性质。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曾区分过科学语言与诗歌语言，认为科学语言消除、筛去语词的一词多义，排斥、禁止歧义，并要求一个符号只具有一种意义，同一个符号无法用不同方法来加以解释，诗歌语言却保护语词的一词多义，保留乃至创造歧义，促成语言去表达新颖独特的非公众经验，由此构建起多种不同的意义系统，去谈论不可证实的真理，纠正科学的控制性迷信。先生之语言灵气，于此有之矣。试看《看客》中的一个迷人句子：
草原像是神奇的彩笔在眼前缓缓铺开，一片靛蓝，一片鹅黄，间或一片淡蓝，如血的精灵在渲染。
可以有两种表意节奏切分：
如/血的精灵/在渲染。
如血/的精灵/在渲染。
两种表意节奏切分均说得通。也都沁人心脾。如欲探问先生究竟何者为准，恐其亦“唯唯否否”笑而不答也。这就是先生浩瀚作品中巧用歧义之佳例。

（一百零九）几何思维
先生屡屡发帖之凯迪网络资深版主黎明尝有妙语自况：“杂文家中最会唱歌的，歌唱家中文章最好的。”仿之，则亦可谓金先生曰“语文教师中最懂理科计算的，工于计算者中最会写文章的”。有力证据之一则为，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起，便既有几何思维。不惟于1990年赴京录像语文专题片中“首次将几何图形引入语文教学”，且在日常为文走笔中每每流露出对几何图形的敏感，如：
往日的茶客早已无寻觅处，幽僻的洞口成几何形的坐椅上空空然也。（《垅上不复旧日景》）
时下，大街小巷玩呼啦圈的正几何级骤增。（《“呼啦圈热”及其他》）
凡此不一而足。而又以获奖论文《设置作文教学框架》一文叙述最为走火入魔：
（1）我们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及认识水平，在语文课本的每个单元里定点，也就是选出一篇较理想的范文，下设知识肢。诸如：每单元内附单元提示，即交代该单元的写作目标；范文分析，即对定点课文做有目的的讲解；习作指导，即模拟写作势态；作文选评与病例举隅，即提供正反两方面的例证；讲评小结，即衔接各知识肢，指明最终如何达标。这种终端同起点的联结就形成了一个小型“圆弧"。而它并不是孤立的，还跟单元间的中型“圆弧”、分册间的大型“圆弧”，组套在一起，使作文知识构成了螺旋式的不等排列顺序。
（2）换句话说，即将中学语文课本依照文体分成具有连续性的知识横断面，诸类相对独立的知识点大体呈“直线”状。
（3）倘若说，我们三段式作文教学的“定点，是有局限性的立体，“序列"是有延伸性的平面；那么， “发散"则俨然是有广度与深度的多面型立体结构了。
思之则不免受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席卷整个人文社科界的“方法论热”影响，每每见援自然科学之“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与信息论）入文科研究者。时代鸿爪，历历可寻也。

（一百一十）仿作铁证
先生杂文写作的师承，始终有趣而诱人探寻。其1988年刊于杭州日报之杂谈《“合理推论”未必合理》开首云：
写下这个题目，笔者亦颇感吃惊，“合理推论”竟会“未必合理”，见诸报端，岂不令人狐疑不已。
据野史记载，明人洪承畴身陷清军囹圄，他大义绝食，意在殉国。清太后躬亲急趋窥探，见其正拂拭蒙尘，衣冠楚楚，即“合理推论”:“一衣之惜如此，宁不惜命乎?”嗣后果若所云，狱中归降。
再看著名杂文作手舒芜刊于1984年《文汇月刊》之杂文《“合理推论”未必真实》：
洪承畴的降清，是野史笔记爱谈的题材之一。什么清太后亲身去使美人计，向被俘后绝食的洪承畴送开水，实际上却是人参汤，洪承畴喝了死不掉，便在美人的诱惑下动摇投降，等等。这件事整个儿是无稽之谈，不必说了。且说其中有一个细节，说是洪承畴大义凛然地实行绝食之时，清廷苦于无法招降他，太后亲去窥探，回来后就肯定洪承畴并无真正的必死之心，招降尚非无望，根据是窥见了洪坐的狱室中，屋顶灰尘落在他的衣上，他郑重拂拭干净而后已，“一衣之惜如此，宁不惜命乎?”……我已经知道整个故事都不足信之后，仍然很佩服这一个细节虚构得很有意思。是的，一衣之惜如此，宁不惜命乎?这是多么即小见大的完全合理的推论呀!
从题目到论据，均一一高度相仿。可证先生见贤思齐，仿作无疑矣。

（一百一十一）对空而舞
吴用欲火并王伦而故意激郁愤难耐而雪夜舞枪之林冲曰：“好一杆银枪！可惜啊，教头只能对空而舞！”余读先生引以为得以之杂文篇章，偶亦有对空而舞之兴叹。《文体的等级》开篇如是设靶：
《钟山》杂志社发起了新生代作家小说创作学术研讨会，与会的南京新生代作家吴晨骏公开宣称：‘我的小说代表当前最高水平，鲁迅的小说绝对比不上郁达夫，他的杂文谁都可以写。’”
继而承题曰：
姑不论吴先生其人的小说是否代表了当今最高水平，名不见经传，没有拜读，遑论是非；亦不评迅翁与达夫先生之小说孰优孰劣，此文坛自有公论，不必赘言。欲浑点迷津的倒是有关文体的等级问题。听话听音，锣鼓听声，从吴先生所说的“杂文谁都可以写”来看，似为一种寄人篱下的劣等文体，顺手牵羊，乃下里巴人之技耳，哪里像小说，阳春白雪之道也。
请恕在下愚钝。先生究竟是怎么从吴氏之语推出议论焦点“小说高于杂文”来的？吴明明只是在说他的小说当代第一，鲁迅杂文人皆可以为之，哪里包含了“小说高于杂文”的意思？接下来先生一番洋洋自得的书空咄咄，恰成了对空而舞乎？

（一百一十二）掇据误读
先生《学术著作一大抄》第二段用两个例子来证明“读书食而不化”：
你不妨留意眼下有些所谓的学术著作。其每每子曰诗云、旁征博引，一旦穷形极相则无任何新意，甚至无自己观点。这不禁令人想起那种食而不化的书袋子：南朝陆澄当世称为硕学，读《易》三年不解文意，人称“书橱”；晋时右丞传迪，好广读书而无所悟，人称“书簏”。形象的绰号，勾勒出古今这等文人显著的文化特征。
后一个论据是可以的。前一个论据则明显不妥。“读《易》三年不解文意”不仅完全正常，而且恰恰表明陆澄深读深悟、不轻易下笔著述随意发挥的学术严谨性。怎能用来证明“读书食而不化”呢？不但不能证明，而且恰恰证明了相反的论点：读书恰恰需要在遍读群书后生出立言的畏惧心来！《周易》是什么书？不要说三年读不通极其正常，历史上多少人读了三十年都不敢轻易说自己参透了！美学家马奇尝言：他读了50遍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都不敢说自己完全读懂读通了。一流经典哪里是这么容易“化”的！以此来证明“书橱”云云，实属掇据误读。

（一百一十三）掇据失控
先生《与何满子先生书》又切齿云：
1978年，当李九莲惨死时，她的同时代人在干什么？只顾忙着准备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次高考，没有一个人听见她那微弱的呻吟与震耳欲聋的枪声。
姑不论“震耳欲聋”一般形容炮声，用以形容枪声明显不妥。此处掇据，典型地体现了先生在校内相当一批人眼中“嘴臭无边”之作风。试问，“忙着准备第二次高考”和是否同情张志新李九莲有何必然联系？难道让所有人都学烈士“引刀成一快”方为国家民族出路？就因为自身由于历史原因失去高考机会而迁怒于欣逢盛世的后继者？考大学报效国家难道不是更值得倡导的献身精神？此又实属掇据失控也。